多管齐下,潜移默化—充分识别渗透的表现、策略和手段
前言:
在当前形势下,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隐蔽性。在我国,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组织和信众都是被渗透的目标,经历了长期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的朱维群曾经说:“渗透目的是操纵我国宗教,进而把宗教变成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利益(朱维群谈对我国宗教特征和宗教工作的认识,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3年11月21日)。”基督教教职人员、义工和信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渗透活动的表现、策略和手段,为甄别渗透活动和提高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中国教会自信夯实基础。
一、当前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表现和策略
在改革开放之后,渗透活动更多的从公开转移到了幕后。利用友好交流、学术交流、出国留学等正常交流活动进行渗透的手段出现。近年来,将宗教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例如:1998年美国出台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很多美国的宗教机构纷纷参照此法的标准来评论和对照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情况。这些机构以“维护人权”为口号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了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甚至涉嫌干涉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有学者在其文章中剖析《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出台对中国的影响:“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2期)。”
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律,《国际宗教自由法》在实施上具有先天的不足。为了配合这部法律在中国进行渗透活动,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非政府政治组织在这个背景下建立,并在国际上成为了该法案的具体执行和操作者(黄超,同上)。例如: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州成立。该机构系非盈利基督教组织,旨在推行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并致力于帮助和关注非官方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该组织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并经常批评和阻碍中国合法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对华援助协会”甚至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来进行违背中国现行法律、政策法规和破坏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渗透活动(同上)。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国内部分私设聚会点负责人成立了“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了独立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两会”)的机构。2008年,鉴于该组织存在敛财和进行非法活动的事实,我国民政部依法将其取缔(同上)。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渗透活动表现出的新策略之一是利用诸如“对华援助协会”等类似的组织,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用宗教迫害为说辞,进而呼吁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施压,甚至直接参与组织“宗教维权”活动和“群体事件”来实施违反我国现行体制、法律和政策法规的活动。
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将“宗教政治化”之外,利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其策略之一。这种策略具体表现在人为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造成基督教是“现代文明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需要改造的”对比,并以此来宣传基督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必须摈弃的糟粕。除此之外,境外组织和个人渗透的策略还表现在人为制造信教群众与执政党及政府间对立。这种对立具体表现在将中国共产党妖魔化,称其为《圣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敌基督者——大红龙。凡此种种都是境外组织和个人渗透的策略;他们实施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社会稳定,制造了政教对立。因此,充分认识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甄别渗透的手段。
二、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目标人群和手段
基于新策略的运用,有的国外差会、教会、神学院校等民间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利用宗教教育、学术对话、文化交流、社会服务、慈善公益等活动来进行渗透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广泛性和隐蔽性,针对的目标也是包罗万象:从教牧人员、义工、信徒到普通公民都是渗透活动的目标人群。渗透活动隐藏在这些普通交流之后,境外组织及其个人往往以宗派观念、灵性操练、出国留学、交流访问、个人交往、子女教育、金钱、情欲、名利等为诱饵,转化这些目标人群使之成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具体到以“两会”为主要管理系统的中国基督教,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成为被渗透活动利用的突破口:
1、管理方式
在我国,很多地方的“两会”对下属堂点的是有管辖权的。从人事安排到财务制度,“两会”运用统筹安排、统一管理的方法。这样的组织架构在抵御外部渗透的时候起到了积极的稳定作用。当“两会”下属的某一个堂点出现被渗透的问题时,“两会”可以使用领导权限,迅速纠正错误,防止扩大影响。“两会”这种稳定的组织架构是渗透活动的天敌。所以,维护“两会”的权威和组织架构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防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有效保障。
2.礼拜活动
礼拜是教堂宗教活动的中心和重点。围绕礼拜的渗透活动具有非常隐秘的特点,常能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渗透教牧人员、义工和信徒。以近年兴起的“敬拜赞美”崇拜方式为例:“敬拜赞美”歌曲具有个人化、流行化、自由化、去传统化等特点。在创作的时候,这些歌曲的曲风和歌词没有传统圣乐的考究和诸多限制。加上许多“敬拜赞美”歌曲是境外华人创作,很多词曲带有境外教会的宗派背景甚至是个人的神学思考。不可避免,这些歌曲具有良莠不齐的特点。当在礼拜中使用这些具有宗派背景甚至是带有个人神学色彩歌曲的时候,我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就容易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灵恩运动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得到了很多信徒的认同,并成为了现代基督教一股很重要的潮流。但由于灵恩运动在肇始之初便强调与正统宗派的区别,造成了许多教会的分裂。不可否认,灵恩运动没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证明其本身的合理性,但应该警惕的是灵恩运动可能给教会团结带来的破坏作用。
对于教牧人员的渗透向来是影响中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以基督教礼拜中的讲道为例:讲道参考资料、释经书籍等材料的运用是需要仔细甄别的。因为礼拜活动中的讲道是教会崇拜活动当中最重要的教导环节,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宗教活动。当教牧人员不当使用具有渗透色彩材料的时候,不良信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教牧人员及其会众。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警惕利用强调宗派性的聚会仪式来进行渗透的宗教思潮。
3.牧养教导
除了主日的讲道和仪式之外,儿童主日学也是渗透活动经常利用的聚会。通过成为主日学老师和同工,渗透人员可以通过把孩子带离教会到其他地点聚会的方式来要挟其父母,最终达到渗透整个家庭的目的。除此之外,教会中的年青信徒也是渗透活动的重点对象。通过影响和操控教会中举行的婚恋交友、文化交流、英语查经、各种营会等团契活动,渗透活动的主体有可能达到其转化年轻信徒的目的。
苏州“两会”近年来开展的小组化牧养带动了很多牧养小组的产生,缓解了苏州教会“羊多牧人少的窘境”。但正是因为小组多,无法逐个详细管理,在小组中的信徒也成为了容易受到渗透活动影响的人。通过个人关怀,渗透人员可以笼络组员,最终带离或使其成为附庸。要警惕“有心人”在小组中构建影响力,获得组织管理和教导权,用来曲解圣经和教义蒙蔽信徒。
4.宣教拓展
近年来,通过社交媒体、QQ群、微信公众号、网站等网络自媒体宣教的方式兴起。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兴的网络媒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与比较容易管控和传播相对滞后的传统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相比,网络自媒体具有实时性,比较难以控制其传播内容。一个具有千万“粉丝”级别的社交媒体“大V”其号召力和影响力绝不逊色于传统的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同时,这些网络自媒体的内容在未经甄别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实时上传,在短时间内被大量阅读和转发,造成信息的快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以教会、教职人员个人、信徒的名义开通的自媒体账号、网站、论坛等网络宣教平台极易沦为被渗透活动利用的高效工具。互联网兴起所引发的这些新问题都是中国基督教在宣教拓展方面面临的新挑战。
除了网络宣教之外,许多地方“两会”开展的以堂带点、引导私设聚会点的工作正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层层推进。以堂带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会扩展牧养的问题,同时也能为私设聚会点合法化提供可操作的经验。但也需要防止和警惕人员外流,确保“两会”对堂点的引导和领导权不被渗透和削弱。
5.社会、经济与文化
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的社会服务中,中国基督教界也面临着被有渗透背景的境外NGO影响的局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认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少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况……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唐红丽,“王存奎:辩证看待境外非政府组织——主动应对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5月14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基督徒商人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些工商人士在教会组成的“工商团契”也成为了被渗透的重点目标。基督徒商人因为自身有广泛人脉资源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工商人士被渗透时,他们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家庭,更可能会破坏整个教会的团结。除了针对商界人士的渗透,教会中举办的文化论坛、讲座等方式也常被利用来进行渗透活动。通过连接文化与信仰的关系,渗透活动在教会以一种“春风化作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展开。
三、结论
在当前形势下,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展开渗透活动有了新的策略和手段。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对立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将执政党妖魔化,挑起政教不睦等都是渗透活动的新策略。在这些策略下,通过进入到教会内部,影响教会的管理架构、礼拜活动、牧养教导、宣教拓展和社会、经济与文化事工,渗透活动力求影响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从而达到其将“宗教政治化”的渗透目的。面对如此种种的现象,中国基督教的教牧人员、义工和信徒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寻求相应的应对措施来迎接渗透活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