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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守时，发展“自我”——论中国教会福音事工重心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移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教会自“文革”后复堂以来，各项事工蒸蒸日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为显著的是在数量上（新建教堂和新受洗信徒）获得了超常规的增长。据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数据，在2014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达2300万至4000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2.9%。[1] 这一数字和比重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大。就苏州教会而言，20万信徒占1300万常住人口的比重只有1.5%略强，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绝对数量却不在少数。窃以为，当前苏州教会乃至全国教会的信徒人数都已经达到一定基准面，教会如无未雨绸缪的远见，教会的质就有可能被庞大的量所化约稀释，最终丧失了教会的本性和自我。1989年圣诞前夕，丁光训主教在回答金陵协和神学院若干神学生提问时曾作出如下一段答复： 问：您怎么看待传扬福音的问题？丁：基督吩咐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一个人归向了基督，自然会愿望为主作见证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中国的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要不然，怎么会有许多新的信徒呢？说了这一切，我还得提醒一下，教会还有其他职责。在今天，通过崇拜、讲道、查经、谈话去帮助信徒培育灵命十分重要。只讲传福音而不讲深化和提高，信徒的信仰素质必然缺乏培养和训练，就无从抵制歪门邪道，这绝非教会之福，也绝非国家之福。你们应当准备自己成为既能传扬福音，又能牧养羊群的仆人。传福音的力量和牧养的力量应当同步和配合。[2] 丁主教在这里并不是说教会不再需要追求数量上的增长，教会存在的天性就是传扬福音领人归主，而且在当前平稳增长和健康发展的态势下信徒人数一定还会持续增长；而是说当前教会的发展更需要质量兼顾，以质为先，着重于信徒信仰素质的提升和灵命的塑造。质言之，教会工作重心宜从单一的传福音转向传扬和后续跟进牧养培育兼顾的轨道上来，或者说应把信徒信仰素质的提升提到新的议事日程上来。早在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丁光训主教就提出治好、养好、传好的目标。[3] 1995年11月在三自爱国运动四十五周年庆祝会上，丁主教在讲话中再次向全国教会发出从“三自”到“三好”的号召。[4] 即中国教会要加强内涵建设，不仅要立起来，还要强起来，更要严起来；努力由“三自”跃升至“三好”。毋庸置疑，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快速发展的事实要求面前，教会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教会能否化挑战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关键取决于广大信徒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尤其是信仰素质的高低。当前，中国教会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教会福音事工重心由重数量增长向重素质提升的转变既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丁主教“传好”的号召。而且这一重心转移本身即是“传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立起来——构建神学上的“自我”如欲谋划教会的长远发展，维持教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教会的任何发展都应寻求上帝的旨意和引领，经过周祥的策划并允许适当的调节；而不是对环境的一种应急的临时措施，以免教会忽略了整体事工的平衡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教会福音事工重心转向素质提升的目标所面对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即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教会、培育什么样的信徒这一核心问题。简言之，我们要始终遵循并维护什么样的“质”？这个“质”包含那些基本内核和合理内核？也就是中国教会要向外界展现的“自我”是什么？毋须讳言，处于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虽然常常令境外兄弟教会艳羡咂舌，但是我们从1958年教会实行联合礼拜至今，一直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来发展和形成中国教会后宗派身份的神学理论基础，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铁匠无样——边打边相”，局部还可能是“四不像”。从神学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教会在教会论的自我定位上仍然缺乏清晰的表达，各种不同神学立场及表现形式玉石杂糅、芜菁并存，尤其是目前教会的本质和合一的神学等教会论的表述没有形成，或尚处于建构的草创阶段。今天坊间流传乃至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混乱现象，异端或错谬的道理也不时侵入教会。我们亟需以上帝的圣言装备信徒，为真道而战，并常存警惕的心来检讨教会的信仰。历史呼唤我们要竭力挽风气、贬流俗、匡正统。为此，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是应当清楚认识大公教会的信仰和传统，以及自身的小传统和中国教会的性格；又要明白我们与境外其他兄弟教会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并且能够以尊重和理解的平情之态审慎地辨识各方独特和值得重视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在维护教会正统信仰的同时，提炼总结概括发展出中国教会神学上的“自我”。兹事体大，事关中国教会之存亡。窃以为，构建中国教会神学“自我”的关键在于制定“中国教会信仰告白”或“中国教会认信宣言”，以及在此基础上编订“中国教会教理问答”并在广大信徒中推而广之。因为信仰告白是教会的核心与灵魂，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缘由正是建立在对基督正确的信仰告白之上；换言之，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缘由正是由于信仰告白对我们信仰的界定和规范。当彼得说“你的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太16:16）之时，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太16:18）。“这磐石上”的“这”，即是“彼得的信仰告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也就是后世教会必须坚持的信仰核心要义和基石。只有清楚明白地领会了“中国教会信仰告白”[5]的实质和内涵，并有见识地、自愿地从心里认同，才可能帮助信徒在信仰上拥有定力，避免过于狭隘或过于宽容的弊端，化解混乱、分化、偏离真道的危机。只有以清晰明了的中国教会信仰告白为指引，在教会福音事工由重量向重质转变过程中才不至于迷失方向，随波逐流。只有建立在厚实的圣经基础之上的正统神学的理解和思辨，才可以引导并塑造信徒的属灵生命，教会才能屹立磐石而不摇动。只有信徒切实遵行基督的命令，以灵修强化内在生命并活出良好的道德生活，才能发挥基督徒光和盐的作用。此外，尚需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富有争议的信仰和教会传统的话题，除了参考历代教会先辈、属灵领袖和圣经学者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温柔忍耐的心来教导和劝勉，并谋求在所属教会内塑造合乎圣经教训的共同信念。 二、强起来——建立培育“自我”的牧养体系 问：您对神学教育很满意吗？答：不能说很满意。对神学师生的教学也好，牧师传道人的讲道也好，文字工作同工的写作也好，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今天不愁信徒少而马虎。我愿意大家在“满足信徒”之余，不忘记还要提高信徒，像保罗为腓立比信徒所祈求的，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腓1:9-10）。[6] 这是丁光训主教于1997年1月在接受《天风》记者采访时对我们寄予的殷切期望。他希望中国教会的“三支队伍”（神学院校的教师、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同工）“不要因不愁信徒而马虎”，不能满足于“满足信徒”，而是要“提高信徒”。所谓由“满足信徒”到“提高信徒”，就是要注重信徒信仰素质的提升和属灵生命的塑造。那么，这一目标又何以达成？这就涉及到教会牧养体系的问题。教会如何贯彻落实信仰告白，对已经认信的信徒给予何种训练，对已长成了的信徒如何造就成为同工，面对有需要的信徒如何用圣经话语来建立其信心、操守和品格，以及如何发展其恩赐，激励其更加委身于教会等等，这些相关问题的系统化、规范化，就是建立良好的牧养体系的过程。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不仅在于要有信仰告白的规范和界定，更在于信仰告白能具体落实在教会牧养体系和牧养过程之中。这一逻辑的必然，就需要我们去建立和培育能够实现信仰告白的牧养体系。在建立牧养体系的过程中，窃以为以下数端尤为关键：首先，教会要在群体环境里塑造信徒的品格，教会要以信仰告白为贯穿牧养始终的红线，以建设高度认同教会远象、委身所属教会群体、以恩赐彼此服事的认信的信仰共同体为根本目标，扎实推广普及“信仰告白”的教育和再教育。其次，教会上下营造和培育对“信仰告白”的自觉意识，使得众信徒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有着“一主、一信、一洗”的忠于基督、诚于正统、见证福音的信仰共同体，一起经历对福音真理的确知确认确信，在群体团契中深化信仰体验，在彼此相爱和互帮互学中一同成长并持守，“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弗4:13）。复次，对信仰告白的确信和持守不仅体现在口头认信中，更要落实在教会实际的教导、祷告、见证、交通、培训，以及内蕴在教会日常的运作和治理中；发生在教会的一切言说和行动中，尤其是发生在教会一切明确的、系统的教导和关怀体系中，也就是发生在牧养体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环节，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联的信仰共同体。具体而言，由于教会生活主要是以群体的崇拜形式来体现的，因此在牧养体系的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和措施应包括：狠抓主日崇拜及其他类型的崇拜，更新和提升崇拜精神；深化细化小组化牧养，帮助信徒夯实基础、筑牢根基；强调委身，以恩典彼此服事；作光作盐，造福社会，见证基督，等等。总之，信仰告白是教会的本质体现，建设牧养体系的目标在于信仰告白的贯彻与落实。因此，信仰告白既是牧养的前提，又是牧养的目标；既关乎教牧同工的牧养“同质性”，也决定了被牧养之信徒的典范样式。故此，一个合乎规范并行之有效的牧养体系必须以教会始终遵循的信仰告白为核心、为旨归。 三、严起来——完善治理体系，为发展“自我”保驾护航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也是一个生活的团体，众信徒在教会内彼此是兄弟姊妹，手足情深，应忠厚、友爱、乐于同居共处，知道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但如何保证教会在作为一个生活团体的同时保证信仰团体的本色不变，只有规矩才能定方圆，这就需要一套有理有据且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实现。自马丁·路德改教以来，新教教会都秉持改教家的传统和精神。一般都承认判定真假教会的标志为圣道、圣礼和教会纪律是否被正确地宣讲和执行。因为只有权威的教会纪律才能保证圣道得到正确地宣讲、圣礼得到正确地施行。同理，教会福音事工的重心由重数量增长向重素质提升的转变能否实现，信仰告白能否贯彻牧养教导的始终，牧养体系及牧养模式能否顺利推行，都有赖于教会纪律执行的规范性、适切性和有效性。所谓教会纪律，应包含正反两方面的内容和目的：一是正面的教导、提醒和预防，即教会教导信徒对圣经真理及伦理守则有正确的认识，并合宜地实践在生活中；二是负面的亡羊补牢后的惩戒、纠正和治疗，即是在信徒犯罪后，教会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这既是对当事人的挽回教育，也是以儆效尤，以免他人受影响而败坏整体的信仰。信仰告白的落实有赖于牧养体系的推行和运转，也离不开教会外在治理体系的保驾护航。就此而言，中国教会当务之急是建章立制，加快步伐修订完善现有的教会规章，构建教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其中要包括治疗性的惩戒原则和具体措施。综上，在教会福音事工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信仰告白是核心，牧养体系是抓手，治理体系是保障。三者是首位相顾，环环相扣，彼此关联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能够建立起明确而权威的信仰告白、正确而有效的牧养体系、正当而合理的治理体系，由重量向重质转变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结语教会若没有远象，就没有方向。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诸多问题上长期交白卷，信徒总体缺乏足够的认知基础、知识储备及空间去讨论、思考和反思，一旦被时代推到风尖浪口，突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代，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根本无法承载所面临的挣扎，更会觉得圣经的教导突然变得空洞与乏力，即使在困惑与彷徨之余，奋起抗争并“补课”，或许也是亡羊补牢、回天乏术。基督徒生命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构建中国教会神学“自我”上立起来、在培育“自我”的牧养体系上强起来、在为“自我”保驾护航的治理体系上严起来， 迈稳步子、夯实根基、沉心静气地栽种浇灌那些“落在好土里的，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的肢体，再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到了时候就能“忍耐着结实”（参 路8:15），有一百倍的收成，哪怕只有六十倍的，甚或三十倍的（参 太13:23）收成。当下的中国教会正处于转变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期，我们要珍惜抢抓这一发展“自我”的绝佳战略机遇。中国教会在苦练内功、强身健体上，需要我们把有限的精力更多的放在狠抓信徒信仰素质和灵命塑造上来。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水平和觉悟层度，也在于如何发现并采用合适的具体的抓手和实践模式，更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这是一种沉静的工作，甚至是沉闷乃至苦闷的工作。但如果大多数信徒的灵命得以塑造，信仰素质得到提高，能力得到培养并提升，则吾人幸甚，教会幸甚，国家幸甚。笔者所论未免失诸肤浅笼统、过于简化粗略。期待有方家从全局的角度来探讨，权衡利弊、清理兼顾、高瞻远瞩、透彻的思考成果出现。亦愿深识之士以传播真知为旨归，不求胜以豪言惑众。 [1] 〈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人民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1版。[2] 丁光训：〈谈当前教会若干问题〉（1989年圣诞节前答若干神学生问），载氏著：《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56页。[3]丁光训：〈回顾与展望〉（1980年10月6日于南京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丁光训文集》，第301页。[4] 丁光训：〈在三自爱国运动四十五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1995年11月21日于上海），《丁光训文集》，第374页。[5] 关于中国教会信仰告白的具体内容，超越本文讨论的范畴，也是笔者力不能逮的。[6] 〈答《天风》记者问〉（1997年1月），《丁光训文集》，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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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私设点问题初探
公元635年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千年历史中，因着文化、政治、民族等原因几经波折，多次失败，未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同时给国人留下“洋教”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社会，195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路线；1980年，为更好的办好教会，基督教协会成立。近40年来，在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带领下，中国教会蓬勃发展，信教人数、教堂数目等均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存在及其引发出来的种种问题。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一方面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容易成为部分不法人员利用宗教违法犯罪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两会教会的日常牧养形成巨大的搅扰，“拉羊”等现象时有发生。关于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问题，本文笔者从基层牧会的经验对此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概念和特点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不是异端，异端一词源于希腊文hairesis,意为“选择”，原指信仰方面的错误，基督教会一开始就认为有权阐述并保护神圣的启示，因而必须斥责与之不同的解释，即所谓神学上的错误，故从公元2世纪起，“异端”逐渐专指教义错误[1]，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内所宣讲的信息并未违背正统教义，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也不是邪教，邪教是一个团体，利用科学、宗教或治病为幌子，掩盖其对信徒的权力、精神控制和盘剥，以最终获取其信徒无条件效忠和服从、并使之放弃社会共同价值观（包括伦理、科学、公民、教育等），从而对社会、个人自由、健康、教育和民主体制造成危害[2]，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信仰的中心依然是上帝，没有盲目的个人崇拜，没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绪等。 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不是异端不是邪教，而是未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登记、经常规律性的举行基督教聚会活动的场所[3]。综合来说，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有以下几点特征：隐蔽性、灵活性、复杂性、普遍性、脆弱性、长期性和不可控性。隐蔽性。从宗教活动场所来说，两会教会均有登记及报备，相对固定的教堂建筑容易找到且易查询，高耸的十字架是醒目的标志，互联网的应用也能迅速确定教堂的位置。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聚会场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室外建筑没有信仰标识，会通过租或者私人提供或者买的方式，可能是在某小区的套间中，可能是在某办公楼中，也可能是在地下车库中，难以锁定位置。灵活性。从人数上来说，私设聚会点的人数有多至上千的，也有少到二三十的，绝大多数规模不是很大，而较少的人数规模就决定其活动方式和场地的灵活性。纵然被举报，也可以通过通讯工具单线联系及时有效的更换活动场所，继续进行宗教活动，生存能力极强。复杂性。从成因和现状来说，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比较复杂，在下文中会更详细的论述。普遍性。从私设聚会点的分布情况来说，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普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以苏州使徒堂所带领的保罗聚会点为例，保罗聚会点位处苏州市姑苏区机电五金城，租用场地，现有信徒100多位，但在这周边大大小小的私设聚会点据不完全统计有6处，人数合计达550位。同一个机电五金城内有私设聚会点，且是已购买的场地，在这周边的小区内几乎都有私设点，甚至一个小区内还有多个私设点。脆弱性。从神学根基和管理体制上来说，部分基督教私设点有一定的脆弱性。没有扎实的神学根基，信徒的信仰生活得不到满足，且不具备足够的分辨能力，外来的有渗透背景的宣教士就很容易赢得信众的心，进而潜移默化的对信徒进行一些有选择性的但可能是海外渗透的信息的教导。这脆弱性导致私设聚会点小至钱财上会被控制，大至会使信教群众思想层面被误导，私设聚会点组织层面被控制，最后有可能达到颠覆政治的目的。长期性。从时间上来说，基督教私设点问题的出现不是短期的，也不是会短期时间就解决的，要有长期工作的准备。不可控性。从监管层面来说，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人、财和活动是不易监管的。在人事方面，两会教会的用人信息都会公布，有非常详细的履历，是可以查询的，而私设点的带领者想要了解其详细的信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信徒对其带领者的名字都无法说清楚，往往用某牧师、某弟兄来指称。财务方面，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第七章“宗教财产”第58条特别指出“……宗教事务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共享相关管理信息……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资产检查和审计”，而私设聚会点很难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制度，也无法接受监督。活动，两会教会若举行重大宗教活动或跨地区的宗教活动，需提前向活动举办地的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且得到批准，但私设聚会点没有申请没有报备，随意邀请讲员，侍奉骨干随意在各地举办活动，具有不可控性。 二、 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现状分析（一）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现有类型分析：1、原宗派背景的私设点。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教会进入到到后宗派时期，原有的70多个宗派放弃原有的宗派背景开始联合礼拜，“求大同存小异”，真教会的标志就是圣礼（洗礼和圣餐礼）的有效施行和真道的有效宣讲。《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三章六条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地的教会由于其文化环境、历史经历、社会制度不同，在信仰中的领受也不尽相同，会产生不同的神学认识和理解。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的团契生活中，与世界各地教会圣徒相通，互为肢体，友好交往，彼此分享，互相尊重；同时又是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与境外教会无隶属关系，不受境外教会的支配[4]。但是涌现出来的部分私设聚会点具有着强烈的原宗派背景，比如在苏州火车站附近的一栋办公楼中就有一很大规模的真耶稣教会的聚会场所。2、海外渗透参与的私设点。自1949年起，中国教会就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5]，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境外势力并未因此放弃中国基督教信仰市场，每年都有大量的宣教士借某种工作为身份来到中国进行宣教工作，在青年基督徒和知识份子基督徒中间很受欢迎。3、从原两会教会分裂出去的私设点。地上的教会就是有罪的一群人组成的，两会教会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部分教职人员或信徒就会愤然离开教会并另行组建教会，这些人在原教会中都有相应的影响力很容易带走一批信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私设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反“三自”倾向，百般诋毁两会教会，在一些信教群众中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而且这种类型的私设点因其对原两会教会非常熟悉，拉羊的事情非常严重且很有果效。4、自发性的私设点。这种私设点的形成，往往是自发性的，所谓自发性往往是出于就近原则或地域性的组成。就近原则是信教群众在选择聚会场所时往往会选择离自己进的场所，在真理的有效宣讲和圣礼的有效施行两重要真教会的标志上，再加上“离家近”这个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就会在瞬间聚拢信徒形成私设点。与此类似的就是地域性的私设点形成，外地人来到陌生城市中，老乡情节还是存在的，来自一个地方的信徒就会本能性的聚集在一处聚会，比如温州人聚会、河南人聚会等。 （二）从管理模式、神学思想和信徒牧养等分析基督教私设聚会点1、管理模式。通过信徒间的走访，对各私设聚会点的具体管理制度掌握的情况不是很多，正常的教务事工能够保证，财务小组也是有的，看似和两会教会的管理没有区别，但是《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第七章是“教会（教堂、聚会点）组织及管理”，第三十一条中明确指出：有条件的教堂应设立主任牧师（或相当于主任牧师的在职长老），主任牧师主持堂务活动，牧养信徒，并带领信徒抵制异端、抵御渗透，积极宣传和贯彻基督教两会的各项决定[6]。而私设点主持堂务工作的负责人对两会教会的态度不明朗，有温和有敌对，在牧养信徒的同时并不能做好抵御和宣传的工作，相反还有可能从反面进行抵制或宣讲。2、神学思想。中国教会1998年开始神学思想建设，从神学家和教会上层领导做起，带动引导广大教牧人员和信徒人人来关注神学，以提高教会的整体素质，适应当今迅速变化的社会[7]。两会教会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在岗注册的牧师和教师，根据《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的要求，接受过正规神学训练并通过严格审核才能担任。但是私设聚会点的带领者在神学教育这一块模糊不清，鱼龙混杂，有出现有钱人出资办教会做带领者的现象，也有带领者本身不具备神学的训练，或者说在某地下神学院受过几天的培训就敢于自封传道人，这样没有接受过系统神学培训的带领者带领教会本身就很危险，神学根基不扎实必然会通过其他途径吸引信徒，如狂热的灵恩、如带领信徒追星，小敏来苏州开布道会，全苏州信徒都沸腾了。3、信徒牧养方式。在和信徒的交谈过程中发现，私设点有相应的主日崇拜及周间聚会能够满足信徒的信仰生活需求，但同时因其自身的隐蔽性，不具备两会教会的公开性，不能敞开大门坐等信徒上门，他们非常重视传福音的事工，且牧养事工细致化，强化信徒的委身感。必须得承认，绝大多数私设聚会点对信徒的探访非常的到位，只要有需要就会立刻跟踪牧养，同时这些传道人的奉献、委身、传福音的热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徒。举例来说，新屹聚会点附近泾园新村有一个小私设点，只有十来人的聚会，但是每次的聚会都有从外地赶来的牧师或传道进行布道，且分文不取，这就给了信徒很大的鼓励，认为这些传道人骑着电动车横跨苏州市具有圣经中的吃苦精神，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同时绝大多数私设聚会点对信徒的奉献有明确的要求，如十分之一的奉献，很能激发信徒的委身感，圣经中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通过教导，信徒越是在某私设聚会点奉献的金钱多，越是愿意委身在某私设点。 三、 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对策对于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工作，应该以“导”为主要方针，具体的方法就是疏堵结合，疏是将私设聚会点合法登记或纳入到两会教会的管理体制之中，确保信徒能够过上健康的信仰生活，堵是结合有关部门依法制止、取缔利用私设聚会点达成非法目的的私设聚会点。笔者从教会实践出发谈以下几点对策。1、合理布点、用心带点私设点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市场，是和两会教会不能满足信徒日常聚会的现实情况联系在一起的。以苏州为例，苏州这座城市发展非常迅速，新的小区或新的市场在不断建立、形成，而且在新的小区中往往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外地人为主，且他们来自的地方如苏北、安徽、河南等，本身就是基督教比较复兴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又有一批有信仰需求的信徒来到了这座城市，有信仰生活的需求，这就给私设点的形成预备了良好的条件。而这就要求两会在牧养的过程中，不仅要坚固已有的堂内的牧养，还要了解城市的发展。苏州的信徒比例越是百分之一到一点五，以一普通小区为例计算，新屹聚会点附近的香缇澜湾越有3000户，按户计算至少有30—45户有信仰的需求，合理的布点非常重要，通过租或买的方式布点，可以是学习小组或聚会点。与合理布点紧密相关的是人才的匹配。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什么样的人是人才，能够忠于信仰，心中有羊，甘愿降卑，委身侍奉的就是人才。教会中不缺受过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或者是全日制或者是义工培训，缺乏的是清晰呼召，愿意委身在信徒中间的人。信徒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可以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牧者，信徒需要的更是一个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同身受的牧者，如当年的耶稣，将门徒带领在身边三年之久，朝夕相处，耶稣给他们传递的不仅是言语上的道，更是生命之道，这就要求侍奉人员要有更强烈的委身，更用心的和不同层次的信徒在一起相交，感悟他们生命中的需求，能够如保罗所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2、加强对话、正面引导汉斯昆说教会的“合一性与大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教会是一个，它一定是普世的；如果它是普世的，它一定是一个。合一性和大公性是同一个教会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8]。在共同信仰的大前提下，两会教会的领袖要积极主动的创造和各种类型的私设聚会点领袖对话的机会，努力引导可引导的私设聚会点走上合法登记之路。在对话的过程中，要保持互相尊重的态度，不可有高高在上轻看对方之心，务必化解没有必要的误会，将党的宗教政策合法规和三自原则进行有说服力的宣讲。上文所提及到的不同类型的私设聚会点都有可争取的空间，尤其是原宗派背景的私设聚会点和自发性的私设聚会点。原宗派背景的私设聚会点可批准不冠以原宗派名称的活动场所或者说以某教堂的团契或小组形式存在，而自发性的私设聚会点相对而言是容易做工作的，这些私设点的同工本身对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法规就不是很清楚，条理清晰的宣讲，形势利弊的剖析可有效引导他们合并到两会教会中。同时，对于已引导成功的私设聚会点成员更要加强关心和联络，使其融入新的侍奉环境之中，将一切有可能成为另一种私设聚会点即原两会教会分裂出去的私设聚会点的各种因素清除，倘若引导成功的人员因各种原因再次进行私设聚会点的事工，以后的引导工作将会难上加难。3、固本强身、注重宣传想要解决私设聚会点的问题，两会教会必须要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政治上过硬、神学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作用是必须的。两会教会的教职人员必须知法懂法，要定期学习宗教政策和法规，增强法律意识。两会教会要加强教会管理，抓好教风建设。在财务等方面禁得起有关部门的审核和监督，无可指摘。同时，管理或教风归根结底都是做人的工作，教职人员在教内外必须要有好的名声，能够带领信徒在做好牧养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社会事工提高社会影响力，正面宣传基督教的信仰。两会教会要注重神学的思考，如何将基督教信仰更好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教职人员要增强自身的学习，有了神学层面的建设，就会民族自信、信仰自信、文化自信。教职人员的队伍建立起来就可以更加积极的引导信徒爱国爱教，不会轻易、盲目的被海外的牧师传道所吸引。固本强身之时，要将强对信徒的宣讲，更多的与私设聚会点的同工或信徒能够产生对话的就是信徒，使他们能够在私设点引导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1] 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575页。[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AA%E6%95%99/263551?fr=aladdin[3] 何虎生：《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和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276页。[4] 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jiaohuiguizhang.html[5] 段琦：《奋进的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8页。[6] 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jiaohuiguizhang.html。[7]段琦：《奋进的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5页。[8]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著，《基督教神学导论》，赵城艺 石衡潭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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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当如何应对“羊多牧人少”的问题？
中国教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着“羊多牧人少”的严峻问题。各地的牧者传道也针对该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形成文字，然而文章的内容大多聚焦在对该问题的呼吁和分析上，并无太多指导性的建议和切实可操作的策略。由教会的现状来看，仅以苏州教会的情况而论，苏州有13个辖区，约67所教堂，信徒多达20万，而专职教牧同工只有95人。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代，信徒在人数上剧增，而教牧同工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信徒的增长速度，所以“羊多牧人少”的状况更是越演越烈。在教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每当教会出现问题之时，总要回到圣经中去追溯答案。今天当教会遇到各种难题时，也当首先遵循这一传统而有效的路径。解决“羊多牧人少”的问题，我们要一起探寻圣经中记述的相似案列，并从中汲取超越时代和环境，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理念和策略。一、旧约中的相似案例（出 18:17-26） 旧约记载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摩西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后，一个人面临着管理和牧养众多以色列百姓的重任，正可谓是旧约时代“羊多牧人少”问题的体现。面对众多百姓的需要，纵使摩西殚精竭虑，仍是照顾不周。最后在岳父的建议下，摩西从百姓中选立出敬虔忠心的人，设立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当这一策略施行之后，摩西自身的担子轻省了，百姓中有管理能力的人得到重用，众百姓的需要也很好地被解决，一举三得。这种层层治理的管理策略确实值得今天的教会仔细去思考和研究。然而在策略的施行之前，先要有管理理念的改变。根据圣经对摩西的高度评价，摩西在世为人极其谦和，所以，他肯定不是一个专权的领袖。纵使“智者千虑”，也难免“必有一失”。在治理百姓的事上，摩西的某些观念也需要适时被点醒。岳父的建议使忙于各项事务的摩西如梦初醒，深以为然，于是他随即就在百姓中采取了行动。 身居要位的摩西有着极其宽广的心胸，勇于承认个人所存在的盲区，善于听取智者的建议，乐于调整和改变固有的观念。摩西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们对教会管理者具有非常现实的启发意义，这两个理念分别是：从个人到团队。虽然我们都深知一个人的有限性，也晓得一个人完不成大使命。但是在具体的现实侍奉中，一个牧者狭隘的心胸将制约整个教会的发展。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团体，只有一个人发挥作用，整个团队是建设不好的。然而团队的建设也不是如积木般随意的拼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各方考察后选出的精兵。摩西在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的时候，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条件，那就是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样的条件对今天教会人才的选用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圣经中的才能最丰富的内涵在于人的品性，对神的敬畏、对人的真诚谦卑以及对物质等诱惑的顽强抵抗力。才能最重要的内容并不是世界所看重的学历、颜值和背景。从全权到放权。权利越抓越死，越放越活。先有观念的转变，才会有决策的更新。中国教会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值得每一位牧者作为警戒。因为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在人生命中的荼毒，某些侍奉者坚持着世袭制和垄断制的事奉观。而这些人做了牧师以后，就会把教会往家族化的方向带领，出现“教霸”、“夫妻堂”、“家族堂”的现象，甚至为了垄断自己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拒绝推荐服侍十余年的传道人按立牧师，这是中国教会的可悲现象。但是在苏州教会，牧者在团队的建设上一直都是非常公平和开明，这实在是苏州传道人的福气。从摩西选立夫长的决策中，看得理念改变的重要性。这给教会管理者很好的提醒，教会管理者的理念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教会才能采取更合宜的策略，从根本上解决“羊多牧人少”的问题。二、新约中的经典事件（太9:35-38；徒 6:1-7）新约时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更是直接指出“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的问题和并给出解决策略，就是“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一）拣选十二门徒，打发工人收割庄稼马太福音 9:35-38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主耶稣的教导和解决方案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教会中的服侍者，应竭力避免的一个盲区，就是不随己意做工，不倚靠个人的聪明做事，而是要寻求神的带领。否则，人在无形中会建造起宣扬自己的巴别塔，不仅不能与神同工，甚至会阻碍教会的发展。由该圣经原则而论，收割主人庄稼的工人需要有主人的差遣。走上侍奉道路的人，无论是全职还是义工，都要有神的呼召。面对“羊多牧人少”的景况，主耶稣不仅给出指导的理念“当求庄稼的主”，还以身作则，给出可行的策略。主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间中，贵为神子的他并没有一人独挡千万信徒，而是在山上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之后，拣选出十二门徒，严格培训，最后打发他们出去收割主的庄稼。福音藉着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而得以广传，福音的影响遍及世界，门训的策略确实是非常成功而大有果效的，给予现代牧者诸多的思考。（二）拣选执事，各司其职使徒行传6:1-7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当教会慢慢地在世界上被建立起来，信徒各样的需要也渐渐被提上日程。教会的各项事工也越来越倾向于精细化。教会中各种层次的信众逐渐多起来，信徒需要的总类也会随之更多元化。初期教会，面对信众的需要，使徒们的策略是，拣选七执事，去管理百姓的饭食。而使徒则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如今在教会的管理中，设立执事的策略已被代代沿袭下来。执事的选立从最初开始，就有着严格的要求。虽然只是在会众中管理饭食，但在属灵的品质上同样具有很高的要求。上述经文列出以下的条件，“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当神家众多的需要被满足后，管理得当，各司其职，彼此配搭，正确的策略施行之后的美好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跟随主的人也增多起来。” 教会的管理和各样事工的安排需要遵循圣经所指示的原则，神的道才能真正得以兴旺。然而不论是旧约的摩西在百姓中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还是新约时代使徒设立七执事，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模式，即神的仆人或使徒要具有属灵的洞察力，顺服圣灵的指引，从百姓或门徒中，选出并培养合神心意的人才，投入天国的事工，彼此配搭，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三、圣经中的理念和策略对当今教会的启发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教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教会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属“羊多牧人少”，苏州教会在这一问题上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然而上文所论述旧约和新约中的理念和策略，如何适当地地应用在如今的教会中呢？首先，我们当探讨当今“羊”的现状和“牧人”的处境。（一） “羊多牧人少”的新情况1、羊的层次在任何一个信仰独一真神的群体中，信徒在个人背景和信仰追求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和参差不齐的特点。在中国教会历史的发展中，信徒的群体也由以往的“三多”（妇女多、老人多、小孩多）转化为“三化”（城市化、年轻化、精英化），综合素质高的信徒在教会整体信徒中的比例不断攀升。在此仅以苏州独墅湖教堂2017年6月“丰盛生命研经”团契信徒的报名情况来看，共120名的信徒中，本科学历的约占70%，硕士和博士学历的约占12%，高中和专科学历的仅占18%左右；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大概是8:2。如此的信徒组成状况，无疑凸显出高学历和年轻化的信徒更需要高层次的牧养2、牧人的状况 为了应对“羊多牧人少”的问题，许多教会通常采取的策略便是建立培训班和推荐同工去神学院读神学。培训班培养出来的同工一般是在教会中做义工服侍，到神学院读神学的同工毕业后大多为专职传道人。在信徒数量增加和高素质的基础上，牧者也需要在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上不断努力，以应对教会的各种问题和不同类型信徒的需要。（二）“羊多牧人少”的原因信徒人数增加，牧养同工减少。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心灵不断出现空虚的现代而言，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动力。从教会的角度而言，教会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节期活动和赞美布道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基督教会。虽然弟兄姐妹们也有一定的流动性，但羊的数目总体上仍在不断增加。牧人少的原因很多，兹列出常见的几种情况。一是在弟兄姐妹中间，“人人皆祭司”的意识相对薄弱，需要被神的教导所唤醒。二是牧者自身生存等需要的匮乏。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教会对牧者的待遇普遍比较差。面对日益繁重的经济压力，很多人宁愿选择做义工，而不愿意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三）圣经原则在教会新情况下的应用问题的解决需要策略的施行，而策略的采用则需要观念的转变。教会在思考“羊多牧人少”的问题上，也当在圣灵的带领下首先从理念入手，继而探索出智慧的策略。1、唤醒平信徒，强化“人人皆祭司”的服侍意识 教会有责任和权柄藉着讲台的宣讲、培灵会的呼召和各种教会聚会的形式来唤醒平信徒内心中的服侍意识， 激励信徒欣然回应呼召，加入服侍神的队伍。圣经知识的浅薄和生命经历的缺失，使信徒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教会中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个人认为教会中不仅要开展各种和教会节期、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也可以创造机会开展有呼召性质的特会和讲座，激发信徒起来服侍的热心。并且会后加强对信徒的关心和探访，以牧者的生命影响信徒的生命。 在唤醒平信徒加入服侍的队伍上，苏州基督教两会更新服侍理念，做出了全新的尝试，多年来在各堂推行小组化牧模式。通过建立堂外聚会点和家庭小组的方式，以实现对每位信徒的关怀和牧养。堂外聚会点和家庭小组的牧养方式是以牧者为引导，鼓励并培养信徒来牧养小组内的信徒的分级牧养方式，这与摩西选立夫长的牧养模式极为相似。目前为止，独墅湖堂已经建立了2个聚会点和30多个堂外小组，约翰堂设立有1个聚会点和14个家庭小组，狮山堂有2个聚会点和25个家庭小组，使徒堂建立了5个聚会点和29个学习小组，宫巷堂有2个聚会点和20多个家庭小组，救世堂有1个聚会点和5个堂外小组。这一策略在苏州各教堂的推行，极为有效地缓解了“羊多牧人少”的服侍压力，既提升了信徒对教会的委身感，又兼顾到更多信徒的需要。这一策略对各地教会解决“羊多牧人少”的问题极具借鉴意义。2、开展质量高的门徒训练，装备义工做好服侍 教会中不仅要有针对普遍信众的大型活动，更要有针对义工群体的精细化培训。以苏州教会为例而言，苏州市区的七所教会，每间教会都有门训课程，门训的模式是慕道班-门徒训练（新生命、新生活、门徒之道、牧者之道）-义工骨干培训（新旧约概论、教会史、崇拜与礼仪、系统神学等），这种训练模式非常系统，既增强了义工自身在知识和见识上的素质，又提升了在教会中服侍的质量。但是个人认为目前教会虽拥有很好的门训模式，但是同工们的积极性仍然未很好地被调动起来，除了工作调动、需要加班等客观原因外，更需要注意和调整门训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此外，对于培训班的管理和同工们的心灵关顾，也是做好门训必须考虑的部分。3、开办神学院，加强神学教育，培养义工做全职服侍一位牧者曾说，“解决‘羊多牧人少’的关键未必是做神学院而是教会正确的事奉模式。” 而我认为二者并不冲突，教会在探索出正确的事奉模式后，有责任开办神学院。因为神学教育不能脱离教会实践，而教会实践也需要神学思想的指导。教会开办神学院，可以培养出神学素养高、属灵品质好、生活见证多、谦卑互助、甘于吃苦、勇于探索的教牧服侍团队，堪比教会精兵中的特种兵，在天国建设和拓展的事工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苏州两会自2015开始设立江苏神学院苏州校区，实施两年制，神学生毕业后可获得神学学士学位。目前第一届的神学生已经毕业，其中3位同学已经投身到苏州各教会的服侍之中，这一创举很好地应对了“羊多牧人少”的问题。求主带领和祝福苏州教会，在教会所处的新情况下，紧握圣经中的理念和策略，探索出更多具有本色化的策略。而以上所列，仅为一名服侍经验浅薄的传道人的思考，希望能对教会解决“羊多牧人少”的问题提供些许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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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创新——苏州市基督教两会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探索
（何介苗牧师在2015年7月6日“中国基督教加强自身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苏州市基督教两会在全国两会和江苏省两会的关心指导下，在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多年来，着力把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教会实践，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努力探索，积极创新，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和团队管理、教会形象和场所建设、教会牧养和信徒关怀、以堂带点和私设点引导及抵御渗透等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 组织建设和制度完善苏州两会在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适合苏州教会发展的制度，制度共13章111条，涉及团体与场所关系、场所管理、人事管理、劳动纪律、福利待遇、财务管理、信息档案管理、外事制度和圣职按立等九大块内容。这一整套的制度使得团体、场所、个人（包括负责人）厘清了程序、明确了职责、规范了言行、制约了权力，褒贬奖罚都有据可依。按照制度，在教会的内部管理中起主导作用。苏州市区的宗教活动场所由市两会直属管理；苏州市辖县（市）的宗教活动场所由所在县（市）的三自爱国会直属管理（苏州下辖县市没有协会）。场所的主任牧师（负责人）由所属两会或三自爱国会任免；场所实行主任牧师负责制。这种管理模式与《宗教事务条例》稍有不符，因为《条例》没有赋予宗教团体管理场所的职能，（非法抑或创新？）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其一，避免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教会的“家长制”和“大民主”，教堂事工由主任牧师负责的堂委会集体领导下展开，既有集中，把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又有民主，发挥集体的作用，符合教会传承，符合“民主办教”方针；其二，大大加强了两会的“教会性”，使得两会同工更加贴近信徒，能够号到教会的脉搏，取得信徒对两会的更多认同，增强了两会的群众基础，提升了两会的领导力。而且，两会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办急事，利于两会在信徒中树立良好形象，巩固两会在教会中的核心地位。有不少两会在呼吁“直属堂”。这是把两会的资源更多的用于教牧关怀？是加强两会“教会性”的尝试？有的只是看中了“奉献箱”！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是一个事实，但从两会的角度，仅仅是因为经费，这样的起点太低了。我们两会的同工应该懂得普通农民都知道的一个道理：没有种，哪有收？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当然，制度有一个制定、落实、监督、完善的过程，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有其局限性，需要培养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和超越制度的道德与信仰的力量。二、 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苏州全市共有登记的教堂（含聚会点）67间，专职教牧人员95名，经常参加教会礼拜的人数约有12万人。市两会现有直属堂点11处，以堂带点14处，信徒约5万，教职人员35名，其中教牧人员26名，普通高校毕业生 9人，海外留学回国5人，研究生学历12人。苏州两会一贯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对教职人员在政治上、品德上、学识上都有严格要求，建立能够守住信仰底线、道德底线、政治底线，关键时候靠得住的团队。我们实行了“聘用制”，打破了“铁饭碗”。市两会根据教会的需要，公开向神学院校和教会、普通高校和社会招聘教职人员，所有职工全部按照规范的劳动合同格式签约。聘用制建立了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更好的留住合适的人。我们实行了个人、教堂、两会三向选择的方式，在聘用过程中，只要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聘约，使得教职人员更有危机感，鞭策自己积极工作，努力上进。我们实行了“考核制”，打破了“大锅饭”。市两会办公室负责考核，制定绩效考核表，每周一表、每月一考；考核表由计划工作、指定工作、临时工作、完成情况等组成，对场所负责人还有半年度和年终考核，由堂委会成员及信徒代表无记名填写评议表。所有考核结果全部量化，与个人的聘用、任职及工资待遇挂钩。教会职工接受两会、同工、信徒三方监督，使得多干少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与不干不一样。实行聘用制、考核制，也使得教会组织承担应有的用工责任，维护了教职人员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获得劳动者应有的尊严。据了解，港澳台教会奉献收入的70％用于支付教职人员的薪资。我们内地不少教会存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款项，却不愿足额承担传道人的俸禄，有的甚至干脆因此拒绝使用教职人员。教会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供养传道人、支持教职人员安心、专心事奉上帝是信徒奉献的初衷，也符合教会的传统和教义。有的教会花巨额资金建造教堂，却克扣传道人本来少得可怜的报酬，美其名：传道人要有奉献精神。我们应该有个共识：在教会众多事工中，人才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要优先！苏州两会在人才引进和使用上，有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教会单一引进传道人的局限。我们根据教会需要引进了除传道人之外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从事档案、音乐、财务、行政等工作。二是突破了教会只聘用信徒的局限。我们只要求应聘人员尊重基督教信仰，没有要求其必须信仰基督教。事实上，这两个突破，给教会的人才选拔拓展了空间，给教会更好的融入社会打下了基础。三、 教会形象和场所建设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温文尔雅的吴侬软语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秀丽的市井水乡间，人们过着殷实安康的百姓生活，教会就在其间。苏州教会受惠于社会，更得益于地方党委、政府。苏州的干部很开明，学历高、见识广、胸襟宽，与苏州的开放型、外向型的城市形象是一致的。苏州的社会包容度也很大，其传统文化特质就是水一般的能柔能容，使得教会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帮助我们代建了独墅湖教堂，助建了新区狮山教堂，刚刚帮我们完建了相城教堂；此外，多年来一直财政补贴老教堂的维修经费，有的教堂来不及建，政府提供临时活动场所。我从心底里面感恩，也感激！我们可以把本来用于教堂硬件建设的资金用于人才培养等软件建设，慢慢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但是，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自己善用。教会最重要的是有美好的见证，教会的作用与价值得到社会的认知和认可。教牧同工的团队合作、个人素养（品德、能力、学识等）都很重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彼此拆台，统统下台”。教会同工需要有大局意识，教会利益与社会利益总体而言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也需要教会舍弃小家成全大家的精神，在大是大非上自觉服从于大局。政治表态是需要的，但如果没有行为见证，再大声的表态也是苍白无力的。信徒素质要提高，避免“信上帝得永生，不信上帝下地狱”这种带有恐吓的、诅咒的传福音方式，要改变这种“宣教模式”，基督教信徒要注意“语言美”，更要注意“行为美”，以自身的美好见证宣扬基督教信仰。总之，教会亲善了，人家就亲近你、支持你！反之，别人就远离你！不少学者呼吁：教堂建筑要中国化。我们建教堂主要考虑：一、量力而行，根据需要与可能，决不盲目攀比，决不奢华浪费；二、实用性，包括安全、功能、节能、简约；如果有条件，也要考虑文化性；三、标识性，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很多人只认同哥特式、罗马式教堂建筑风格，我们当然要解释和引导，但不能粗暴的违背民意，毕竟建筑风格不是原则问题。有人说，现在西方教会都不用哥特式、罗马式建筑了，我们也要放弃，要中国化。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不是中国化了，西方不是我们的标准，因地制宜、事实求是才是我们的标准。四、 教会牧养和信徒关怀从改革开放之初，恢复落实宗教政策至今，我们一直在喊“羊多牧人少”，这是事实，而且，传道人的培养与成长跟不上信徒的发展，这个张力还在不断增加。当然，扩大神学教育的规模、加快神学教育的速度、提高神学教育的质量是重要途径。但从基层教会的角度，需要调整“牧养模式”，改变那种牧养事工单一依赖牧者，聚会活动仅仅局限教堂的方式。我们实行分级牧养、开展“小组化”活动。牧师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培养义工骨干，制定、实施完整的2年制义工培训课程，在义工骨干中选立“小组长”，由小组长来关怀其周边的信徒，努力做到每个信徒都被关怀，每个信徒都在关怀其他的信徒。这样做的优点在于：1、培养、发掘一大批义工人才；2、建立良好的牧者与义工间的关系；3、有效分担牧者事工，为传道人“减负”；4、明显提高信徒的信仰素质，强化信徒对教会的“委身”；5、建立良好的信徒间的关系；6、有效防范私设点的衍生、防止异端邪教的侵入。但是，一定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义工当家，排挤牧者；二是小组活动脱离教会，演变成私设点。五、 以堂带点和私设点引导私设聚会点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社会法治进程中，在基督教领域反映出来的问题。对私设点引导得好，它就成为我们爱国爱教的新生力量，若放任不管或引导不妥，可能成为政治倾向很负面、信仰比较极端的家庭教会，甚至沦为异端、邪教。我们国家公布的14个邪教组织（加上法轮功有15个）中，12个有基督教背景，其中7个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版本”，这7个邪教“教主”全部是“义工”出身，从私设点起家。所以，我们对私设点要有足够重视，如果处置不当，对教会和社会的危害都非常大。在做私设点的引导工作中，我们有几个认识：1，参加私设点的成员，从社会角度而言是中国公民，是自己的同胞；从信仰而言，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主内肢体；2，参加私设点活动的信徒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信仰生活，没有政治诉求；3，私设点的负责人有要求信徒捐献的现象，主要是为了维持场所的基本开支及负责人的生活费用，谈不上敛财，从教会传统而言算是合情合理；4，产生私设点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但从两会的角度来看，要做好这项工作，自身建设是关键，即加强两会的团体建设和优化场所管理。苏州地方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私设点的引导工作，市委常委亲自召集我们牧师开会，研讨引导策略，鼓励我们大胆去做，一切责任由她担当。这种敢作敢为的胆魄令人敬佩，领导对工作的重视，对我们的信任，打消了我们的顾虑，激发了我们的热情。苏州市两会出台了《苏州市基督教两会关于“以堂带点”的管理办法》，制定以“政府监督”、“两会管理”、“以堂带点”为基本原则的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私设点进行引导、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了设立以堂带点的条件、材料、程序；明确了以堂带点的监督管理职责和范畴，包括教务、财务、总务及监管方式；一般有三种途径：1、设立场所，如：独墅湖教堂的设立，在高教区及周边20多处私设点信徒被引导进入教堂礼拜，青剑湖聚会点的设立，有8处私设点信徒被引导进入合法聚会点礼拜；2、以堂带点，在原来私设点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教会出资保障消防安全，保障原有负责人既得利益，将聚会点的教务、财务纳入两会制度管理范畴；3、允许私设点的负责人有观望、考虑的过程，我们耐心做工作，逐渐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取得共识；4、个别私设点因为对三自组织负责人有矛盾、有异议，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市两会支持地方政府予以直接登记（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场所登记需由宗教团体上报）。为了进一步巩固“以堂带点”成果，最近，市两会出台了《关于教职人员基层实践的试行办法》，按照《办法》派遣传道人专职在“以堂带点”的场所牧养，目前已经确认4名传道人进驻四个聚会点。六、抵制渗透三自道路是中国基督徒历史的选择，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极其贵重的礼物；三自是把福音根植在中国的土壤中，与中国的人文、现实结合起来，是使徒保罗“在什么地方作什么样的人”的中国化实践；三自也是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两千年发展历史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三自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福音在中国大地的传播成就了“耶和华的新事”，魔鬼必然会使尽各样手段加以阻止和破坏。坚持三自与反对三自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不要建立中国教会、要不要让福音在中国兴旺的较量。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灵界的交战。做好内事是做好外事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把抵制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个宗教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主权问题。渗透不是空穴来风，就发生在现实教会中，抵御渗透也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一个政治表态，而是体现在我们的事奉实践中。俗话说：心胜则兴，心败则衰。在新常态下，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教会领域首要就是坚持三自原则不动摇——三自自信！我们清楚看到神借着三自建立和复兴了中国教会，也明白三自的责任重大，三自的任务未了！把抵御渗透与爱国爱教的大德大爱结合起来，把抵御渗透与神学思想建设的继续和深化结合起来，把抵御渗透与教会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做到制度完善，纪律严明，责任到人。充分发挥教职人员的作用，全体教职人员集中学习，请专家讲解，分析问题，交流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抵御渗透这根弦一刻不松。我们牢牢把握讲台，充分发挥讲台作用，所有讲台须教职人员宣讲，把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转化为讲台信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信仰教育之中。同时，对信徒开展小组化关怀，分级牧养，属地化、网格化管理，做到向上信息反馈及时，向下制度落实到位。多年来，我们自觉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苏州基督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外籍信徒多。目前，在苏州的外籍基督教信徒有5000人以上，有三处合法的境外人士宗教活动场所。多年来，大家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我们重点帮助他们解决活动场所、登记手续、内部矛盾化解。经济支配、教派纠葛、人事遴选往往会引发矛盾，我们做到掌握情况，主动协调，但绝不卷入矛盾。外籍人士在苏州工作，能满足信仰生活，感觉很舒心；我们也依法依规管理、引导和服务，大家感觉都很正面。让外籍人士过好宗教生活，其意义远超出宗教生活本身，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的解读中国，正确的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做好外籍信徒的工作，我的感受是：敬畏法律、及时沟通、真诚服务！最后，我要说三点：1、我们存在的问题很多，譬如传道人素质不够、教派纠纷等，有些工作我们步子不够大，如社会服务，这些允许我避而不谈；2、做好宗教工作须依靠三支队伍，如果没有我们的宗教工作领导、宗教工作干部的大力支持，单单依靠自己将是一事无成；3、全国、全省范围内，比我们苏州教会工作做得好的两会有很多，只是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来分享。要做好教会工作我的感受归纳为两个字——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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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的策略分析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遵行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依据中国国情，可以归纳为“四个认同”：一、政治认同，即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制度认同，即和全国人民一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三、民族和文化认同，即让基督教在中华民族的衍生传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四、社会认同，即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好公民。这样，中国基督教就能更好更大的发挥自身积极作用，促进家庭的幸福美满,社会的和谐进步，国家的富强安定，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实施力量1、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力1）、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基督教中国化首先是基督教自身基于宗教信仰的诉求。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从来没有停止过本土化的努力和探索。唐朝景教采用当时已经在汉化中国化了的佛教的语言概念和宗教仪式，以耶稣会修士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开明派天主教传教士则着儒服习汉俗，尊重注重并融合中国文化和礼仪来表达信仰并组织教会崇拜礼仪生活。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会同西方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一起推动中华教会自主自立。20世纪50年代起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正式将这样的探索组织化制度化，并在20世纪末的神学思想建设时期向纵深处推进。2）、基督教中国化的现实考量可见，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决定因素是中国教会自身，即“我要中国化”，而我们的三自爱国运动和神学思想建设则是基督教中国化初步成果。我们继续坚持中国教会的三自道路自信是“四个认同”的集中体现，三自道路的有形代表就是基督教两会组织。所以巩固我们的各级基督教两会组织的指导作用，强化两会组织的服务功能，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有力保障。与此同时，组织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我们的教会和两会组织主要依靠两支队伍，一是各级两会组织及组成人员，尤其是“主席”和“会长”，二是广大的教职人员。我们应当培养、选拔、任用怎样的基督教团体负责人是两会核心问题，一定要让有责任担当，有献身心志，以建设中国教会为己任，能够把握发展方向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督教人士主持各级基督教两会团体。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集中精力花大心思建设我们的教牧人员队伍，因为有怎样的传道人就会有怎样的教会和信徒。教牧人员直接面对信徒群众，从信仰层面而言，他们被信徒看作是上帝的代言人，好像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桥梁。从社会层面而言，他们又是最基层的沟通党和政府与信教公民之间的桥梁。总之，主持基督教团体，教授基督教教义，带领基督教信众的人员才是关键。2、基督教中国化的外部助力当然，实现基督教中国化一方面需要基督教自身提高觉悟努力进取以外，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外部来的引导帮助和理解。这又有两个层面。第一、即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政策扶持和宣传引导。第二、社会层面的接纳、融合和肯定。这个方面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社会民众的思想认识，并非基督教所能把握，而完全需要党和政府来推动运作。三、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要策略1、狠抓组织建设，发展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两会都在努力尝试和探索中，比如组织建立宣讲团，组织一批牧师全国各地巡回讲道，又比如开展研讨会，但这种一次性的集中报告式的推进策略形式大于本质，不具有长期持久性， “雨过地皮湿”，收效甚微。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两会组织和基督教领袖才是关键因素，那么很显然，组织建设和人才建设才是出路。2、注重源头管理，加强神学教育那么，基督教团体负责人和教牧人员哪里来呢？教会当然可以出现和培养这些人，但关键节点当然是我们的神学院校。在神学院校，未来的传道人和两会负责人应当系统全面的学习宗教专业知识，获得专业技能，完成品格塑造，并且完善或修正他们的信仰世界观。这一切的实现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神学教育理念，第二是课程设置，第三是教师队伍。我们到底要塑造培养怎样的神学生投入将来的基督教事业和教会工作？ 我们如何科学性地专业性地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现我们的神学教育理念，实现我们的神学教育目的？我们如何建立和稳定一支侍奉有忠心，术业有专攻，为人有品行的教师队伍呢？ 这三个方面又回到人的问题，特别是神学院校团体的负责人问题。近几年我们国家社会发展形势迅猛，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教会的快速发展，神学院确实为基层教会输送了大量毕业生，但却越来越不能满足教会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原因不外乎我们神学院校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以及教师队伍未能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更新。神学院校缺乏与我们的基层教会的认同和连接，缺乏与外部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就教师队伍这一点而言，一方面，神学院校的教师对教会的具体生活和工作参与不多，认识不足，缺乏教会生活及侍奉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神学院校的内部小环境种，跟社会联系又不多，脱节太大。此外，即使这样，神学院还留不住人，人才的招募、储存、使用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工资和生活待遇很低，作为起码的劳动者的尊严都没有，缺乏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的应有的礼遇和尊重，挫伤了他们的侍奉工作的积极性。 3、大胆创新尝试，努力扩大格局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探索和尝试扩大神学教师队伍和教牧人员队伍扩充的来源呢？比如有条件的吸纳海外神学人才。只要他们认同三自，甚至只要不反对三自，我们可否不拘一格将人才呢？如果我们自己一些不太成熟不太健全的小规模作坊式神学培训班都能被认可，培养出来的人都能站上讲台，管理教会，那么受过良好教育，视野开阔，立志回归祖国，投身中国教会建设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呢？我们应该要有底气、胸襟和肚量去作海外人士的工作。我们对他们作好思想引导工作，又提供一个健全健康的制度平台和工作环境，不愁招不到合适的人。另外，这也体现我们基督教开展民间外交，协助国家外宣的正面积极作用。【参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关于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的讲话】四、结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我们的工作已经从组织、制度方面转向思想领域。思想和价值观的改造最终取决于组织建设和人才建设，取决于我们的各级基督教两会团体的负责人和广大的基层教牧同工。而这些人的产生、塑造、选拔和任用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神学院校要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努力强化与我们中国社会和教会的认识、认同、连接和互动。我们的人才选拔也要适时适当的大胆创新、拓宽思路、增加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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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潜移默化—充分识别渗透的表现、策略和手段
前言： 在当前形势下，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隐蔽性。在我国，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组织和信众都是被渗透的目标，经历了长期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的朱维群曾经说：“渗透目的是操纵我国宗教，进而把宗教变成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利益（朱维群谈对我国宗教特征和宗教工作的认识，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3年11月21日）。”基督教教职人员、义工和信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渗透活动的表现、策略和手段，为甄别渗透活动和提高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中国教会自信夯实基础。 一、当前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表现和策略 在改革开放之后，渗透活动更多的从公开转移到了幕后。利用友好交流、学术交流、出国留学等正常交流活动进行渗透的手段出现。近年来，将宗教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例如:1998年美国出台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很多美国的宗教机构纷纷参照此法的标准来评论和对照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情况。这些机构以“维护人权”为口号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了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甚至涉嫌干涉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有学者在其文章中剖析《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出台对中国的影响：“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2期）。” 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律，《国际宗教自由法》在实施上具有先天的不足。为了配合这部法律在中国进行渗透活动，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非政府政治组织在这个背景下建立，并在国际上成为了该法案的具体执行和操作者（黄超，同上）。例如：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州成立。该机构系非盈利基督教组织，旨在推行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并致力于帮助和关注非官方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该组织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并经常批评和阻碍中国合法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对华援助协会”甚至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来进行违背中国现行法律、政策法规和破坏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渗透活动（同上）。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国内部分私设聚会点负责人成立了“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了独立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两会”）的机构。2008年，鉴于该组织存在敛财和进行非法活动的事实，我国民政部依法将其取缔（同上）。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渗透活动表现出的新策略之一是利用诸如“对华援助协会”等类似的组织，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用宗教迫害为说辞，进而呼吁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施压，甚至直接参与组织“宗教维权”活动和“群体事件”来实施违反我国现行体制、法律和政策法规的活动。 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将“宗教政治化”之外，利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其策略之一。这种策略具体表现在人为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造成基督教是“现代文明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需要改造的”对比，并以此来宣传基督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必须摈弃的糟粕。除此之外，境外组织和个人渗透的策略还表现在人为制造信教群众与执政党及政府间对立。这种对立具体表现在将中国共产党妖魔化，称其为《圣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敌基督者——大红龙。凡此种种都是境外组织和个人渗透的策略；他们实施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社会稳定，制造了政教对立。因此，充分认识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甄别渗透的手段。 二、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目标人群和手段 基于新策略的运用，有的国外差会、教会、神学院校等民间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利用宗教教育、学术对话、文化交流、社会服务、慈善公益等活动来进行渗透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广泛性和隐蔽性，针对的目标也是包罗万象：从教牧人员、义工、信徒到普通公民都是渗透活动的目标人群。渗透活动隐藏在这些普通交流之后，境外组织及其个人往往以宗派观念、灵性操练、出国留学、交流访问、个人交往、子女教育、金钱、情欲、名利等为诱饵，转化这些目标人群使之成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具体到以“两会”为主要管理系统的中国基督教，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成为被渗透活动利用的突破口： 1、管理方式 在我国，很多地方的“两会”对下属堂点的是有管辖权的。从人事安排到财务制度，“两会”运用统筹安排、统一管理的方法。这样的组织架构在抵御外部渗透的时候起到了积极的稳定作用。当“两会”下属的某一个堂点出现被渗透的问题时，“两会”可以使用领导权限，迅速纠正错误，防止扩大影响。“两会”这种稳定的组织架构是渗透活动的天敌。所以，维护“两会”的权威和组织架构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防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有效保障。 2.礼拜活动 礼拜是教堂宗教活动的中心和重点。围绕礼拜的渗透活动具有非常隐秘的特点，常能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渗透教牧人员、义工和信徒。以近年兴起的“敬拜赞美”崇拜方式为例：“敬拜赞美”歌曲具有个人化、流行化、自由化、去传统化等特点。在创作的时候，这些歌曲的曲风和歌词没有传统圣乐的考究和诸多限制。加上许多“敬拜赞美”歌曲是境外华人创作，很多词曲带有境外教会的宗派背景甚至是个人的神学思考。不可避免，这些歌曲具有良莠不齐的特点。当在礼拜中使用这些具有宗派背景甚至是带有个人神学色彩歌曲的时候，我们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就容易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灵恩运动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得到了很多信徒的认同，并成为了现代基督教一股很重要的潮流。但由于灵恩运动在肇始之初便强调与正统宗派的区别，造成了许多教会的分裂。不可否认，灵恩运动没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证明其本身的合理性，但应该警惕的是灵恩运动可能给教会团结带来的破坏作用。 对于教牧人员的渗透向来是影响中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以基督教礼拜中的讲道为例：讲道参考资料、释经书籍等材料的运用是需要仔细甄别的。因为礼拜活动中的讲道是教会崇拜活动当中最重要的教导环节，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宗教活动。当教牧人员不当使用具有渗透色彩材料的时候，不良信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教牧人员及其会众。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警惕利用强调宗派性的聚会仪式来进行渗透的宗教思潮。 3.牧养教导 除了主日的讲道和仪式之外，儿童主日学也是渗透活动经常利用的聚会。通过成为主日学老师和同工，渗透人员可以通过把孩子带离教会到其他地点聚会的方式来要挟其父母，最终达到渗透整个家庭的目的。除此之外，教会中的年青信徒也是渗透活动的重点对象。通过影响和操控教会中举行的婚恋交友、文化交流、英语查经、各种营会等团契活动，渗透活动的主体有可能达到其转化年轻信徒的目的。 苏州“两会”近年来开展的小组化牧养带动了很多牧养小组的产生，缓解了苏州教会“羊多牧人少的窘境”。但正是因为小组多，无法逐个详细管理，在小组中的信徒也成为了容易受到渗透活动影响的人。通过个人关怀，渗透人员可以笼络组员，最终带离或使其成为附庸。要警惕“有心人”在小组中构建影响力，获得组织管理和教导权，用来曲解圣经和教义蒙蔽信徒。 4.宣教拓展 近年来，通过社交媒体、QQ群、微信公众号、网站等网络自媒体宣教的方式兴起。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兴的网络媒体具有很大的优势。与比较容易管控和传播相对滞后的传统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相比，网络自媒体具有实时性，比较难以控制其传播内容。一个具有千万“粉丝”级别的社交媒体“大V”其号召力和影响力绝不逊色于传统的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同时，这些网络自媒体的内容在未经甄别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实时上传，在短时间内被大量阅读和转发，造成信息的快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以教会、教职人员个人、信徒的名义开通的自媒体账号、网站、论坛等网络宣教平台极易沦为被渗透活动利用的高效工具。互联网兴起所引发的这些新问题都是中国基督教在宣教拓展方面面临的新挑战。 除了网络宣教之外，许多地方“两会”开展的以堂带点、引导私设聚会点的工作正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层层推进。以堂带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会扩展牧养的问题，同时也能为私设聚会点合法化提供可操作的经验。但也需要防止和警惕人员外流，确保“两会”对堂点的引导和领导权不被渗透和削弱。 5.社会、经济与文化 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的社会服务中，中国基督教界也面临着被有渗透背景的境外NGO影响的局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认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少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况……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唐红丽，“王存奎：辩证看待境外非政府组织——主动应对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5月14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基督徒商人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些工商人士在教会组成的“工商团契”也成为了被渗透的重点目标。基督徒商人因为自身有广泛人脉资源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工商人士被渗透时，他们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家庭，更可能会破坏整个教会的团结。除了针对商界人士的渗透，教会中举办的文化论坛、讲座等方式也常被利用来进行渗透活动。通过连接文化与信仰的关系，渗透活动在教会以一种“春风化作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展开。 三、结论 在当前形势下，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展开渗透活动有了新的策略和手段。将宗教问题政治化、对立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将执政党妖魔化，挑起政教不睦等都是渗透活动的新策略。在这些策略下，通过进入到教会内部，影响教会的管理架构、礼拜活动、牧养教导、宣教拓展和社会、经济与文化事工，渗透活动力求影响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从而达到其将“宗教政治化”的渗透目的。面对如此种种的现象，中国基督教的教牧人员、义工和信徒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寻求相应的应对措施来迎接渗透活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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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信、固本强身—有力抵御境外非法宗教渗透
前言当前境外宗教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渗透有着西方和平演变总体战略的大背景，表现出准备充分，手段多样，形式灵活，长期全面策略性的态势。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保持清醒，认清它破坏中国国家稳定发展和制约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巨大危害，并且从思想认识、组织建设、制度管理、神学思想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抵御。我们应该认识三自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价值意义，坚持三自道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确立中国教会本位意识，树立基督教两会的权威，加强组织建设、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从而有力地抵御渗透。 一、 坚持“三自”道路，树立“两会”形象凭着鸦片战争的胜利，西方列强与当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原本对基督教关闭大门的中国不得不接纳伴随着殖民者而来的基督教信仰。虽然基督教前后三次次入华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因着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信仰在第四次强行入华的尝试后终能真正立足。虽然外国传教士在华期间兴办学校、建立医院、促废陋习，在启蒙国人、引入现代文明上颇有建树。但西方基督教机构和个人却一度成为了列强侵华的工具。不但如此，缺乏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鉴于中国基督教处处受制于西方的母会、差会，中国基督徒做出了深刻的反思：20世纪初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思潮。在“非基”运动当中，不少中国基督徒投身于反帝、爱国和教会本色化运动之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基督教更是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全新之路。1950年，吴耀宗等中国基督教领袖发表了著名的“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实现了中国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梦想。有鉴于此，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两会”）的成立成为了应时、应景的必然。通过60多年的实践，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宣扬基督教信仰、弘扬基督教文化、联系政府和信教群众以及在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方面做出了巨大和不可替代的贡献。实践证明三自道路是中国基督教在历史当中的正确方向，也是中国基督徒在特殊环境之下的必然抉择。不论是从信仰的角度，或是从社会层面，抑或是从服务教会功能上，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基督教“两会”的成立是正确的和必然的。1、“两会”是成全神旨的器皿和显明时代的亮光在1949年之后，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陆续都离开了中国。习惯于依赖外国差会的中国基督教瞬间失去了导向。从一方面讲，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过分依赖境外基督教组织的弊病显露无疑。另一方面，中国基督教也在历史变革的重要节点迎来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契机。更重要的是，“两会”在中国基督教失去外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应运而生也体现了上帝对中国基督徒的带领。通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三自”道路的建设和“两会”机构的成立，中国基督徒不难得出结论：“三自”道路和“两会”组织是照亮中国基督教的时代亮光，是当时建立和发展独立自主的中国本色化基督教的唯一选择。在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上帝选择了中国基督教“两会”为成就祂旨意的器皿。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基督教“两会”带领下，中国基督教摆脱了“洋教”的形象，实现了中国基督教真正的独立自主。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作为上帝在这一个时代的中国成全其旨意的器皿，中国基督教“两会”不是可有可无的和可以被替代的。相反，“两会”是上帝对中国基督徒的特殊带领和奇妙祝福。“两会”不仅保存了基督教福音的种子，并且一直看护栽培，以至于基督教信仰今天在中国能够发枝散叶，成全基督徒的大使命。一如圣经所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2、“两会”是爱国宗教团体和连接政教的双向管道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两会”是一个爱国宗教团体，承担着连接政府和信教群众间的桥梁作用。“两会”不仅帮助信教群众正确领会政府出台的宗教政策法规，也在联系政府部门落实教产，维护教会和信教群众的利益方面成为了一个双向管道。作为中国公民，中国基督徒也有义务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中国基督教“两会”常常在积极引导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两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慈善捐献、文化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充分体现了“两会”在构建人人和睦的社会中的正能量。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按照圣经的教导，基督徒也应该是进入到社会当中，用自己良好的见证和行为来影响世人，成为“社会的良心”。在“入世”方面，中国基督教“两会”成为架在中国基督教和社会之间的桥梁，越来越多地担当起了为社会介绍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角色。3、“两会”是服务教会的组织和“做光做盐”的团体中国基督教“两会”同时也是一个对教会内部的服务团体。在“后宗派时代”，中国基督教再不需要为林立的宗派和门户之见操心，但这带来了挑战：“两会”承担起了服务、联络、召集、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各地教会的职责。作为把握和指导中国基督教教会发展方向的组织，“两会”的教职人员应当具有高屋建瓴的思想高度同时又具备甘心服侍的奉献精神。在这种认识之下，“两会”不同于社会上的团体和组织，虽然在有的地方“两会”与教会有指导与被指导甚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两会”却是为教会服务的团体。因此，中国基督教“两会”是耶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思想的中国化表现。 二、加强组织建设，完善制度管理 基督教教会两千年的丰富历史，其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制度经验。教会从诞生开始，就不停地面临着异端等对教会正统的危险。教会往往通过加强教会组织建设、制度管理、教义辨析等加强自身能力的办法来应对。 加强教会组织建设是从教会机体本身出发，视教会为一个有机运转的身体，这个身体需要有头、胳膊、腿脚不同的肢体，但是这个身体的中枢是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运用这样的隐喻来说明教会作为整体应该杜绝分裂的神学原因和道理。后使徒教父们认为，有秉持大公教会正统教义的主教主持的信仰群体才能算为是正统的教会。因此，作为组织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其内部主次清晰，运转良好的有机体，这也是基督教两千年来一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中国基督教教会选择三自道路60多年以来，取得了许多客观的成果，在努力实现治好、养好、传好的“三好”过程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良好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今天中国教会面临境外宗教组织或个人渗透等各种问题和挑战之时无法绕过和首要考虑的事工。1、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建立一个良好的两会服侍团队。不仅是为了抵御渗透，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和带领教会。具体来说，建立一支对有信仰有道德有知识有远见讲政治识大局的团队是重中之重，这也就是常说的“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作用”。教会应当从神学装备、物质待遇、晋升渠道、培训机制等各个方面做好制度设计，并且努力执行，两会和教会就必定能够不辱使命，培养可靠的接班人和侍奉班子。中国教会1980年重新开放以来，两会主要承担着这样的工作。就现阶段来说，两会应该在既有基础上进行事工功能调整，加强讲台、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两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更好的保护和服务教会，抵御境外势力的渗透。2、在历史上，教会应对异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在神学上进行对正统教会的解说和诠释，同时通过讲台宣讲和出版物公开指出异端的谬误。因此，教会如何在新的时期，应对渗透这新的问题，就要通过有见识和知识的教职团队采取合乎信仰和理性地诠释活动，对正统教会信仰做出时代性的宣讲，并且通过强有力的宣讲塑造和牧养信徒，使教会从牧者到到义工再到平信徒，皆具备分辨能力，成为抵御渗透的精兵。因此，加强讲台信息供应，按时分粮喂养羊群，细分讲道信息也是抵御渗透的重要手段和策略。3、在教会活动中形成一个有效的防渗透发现和应急机制，快速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堂会和聚会点一旦及时传播渗透观点和书籍的可疑人员，快速地对此行为进行回应，解决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之有效，但是同时需要对最小细胞的聚会点进行有效地培育和跟踪。“两会”领导与堂点负责人、教职同工、信众关系良好，建立即效沟通机制，也是抵御境外渗透的有效办法。有不明背景的传教人员渗入教会，“两会”领导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问题。三、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建立中国神学体系我们从上文已经认识到了三自是中国教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时候表现出的积极的政治态度和伟大的历史选择，是体现了上帝在中国的旨意，并经过6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为中国基督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拓展了巨大的空间。但是，我们应注意到不足，只是停留在外在，没有深入，没有高度，我们应当继续前进，努力追求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中国文化相适应，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建构中国特色神学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御外来渗透。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基督教界人士必须提高对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通过文化认同来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历史告诉我们，基督教在中国若不认同中国文化，就不会被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认可，因此也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老一辈神学家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因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度了解，使基督教神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成为了可能。基督教界人士有责任和义务熟悉中华文化典籍，更好的进行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建设。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积极参与神学思想建设，立足《圣经》教导，在持守基本信仰的基础上，思考基督教中国化，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刻理解构建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神学体系，自觉地把基督教根植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替代以西方历史和思想为载体的神学，逐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和基督教文化。在神学理论上有创新有建树的同时能将神学思想理论的成果转化，使教会的讲台能够做到按时分粮食，使不同群体层次的基督徒能得到合乎时代的属灵供应，在教会内部能够有草吃且能吃得丰盛，更好的抵御渗透。结语为了固本强身，中国基督教界面对渗透的时候要警醒守望。“两会”应该坚持三自原则，树立道路自信，加强组织建设，培养对国家政策、传统文化和中国教会充满自信的侍奉服务团队。最重要的，我们要努力使基督教信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发展，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们国家和教会的神学体系，从根本上抗衡外部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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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强 警醒守望—正确认识宗教渗透的本质、成因和危害
前言 自我国改革开放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发展迅速，对外交往也日益增多并深入。与此同时，一个相伴相生的问题就是境外势力对我们的宗教渗透。宗教渗透由来已久，是外部势力处心积虑针对我们国家政权、民族文化、思想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而进行的全面长期的渗透在宗教这一环节和方面的体现。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宗教渗透又无孔不入，全面出击，变本加厉，有的大张旗鼓，有的潜移默化，最终会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制造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混乱，也阻碍中国教会健康发展。我们应当站稳立场，坚持自信，大力提倡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努力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这样重要的任务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宗教渗透。本文将就境外势力对我国基督教的渗透作一简单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渗透的本质 “渗透”一词原本是科学术语，广泛用于水文学、空气动力学、医学等领域，表示水下渗蔓延进入到土壤或特定区域，空气或热量弥散进入到室内或特定空间，异质元素或过量的正常元素侵入有机体组织或细胞等物理过程。该词现在更多用在军事学、情报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方面，引申为隐蔽渐进地影响人、组织、文化和战略事物等对象目标，造成他们发生有利于影响施予者的现状甚至性质的改变。 就当前世界局势和我国发展态势而言，外部各种势力对中国的渗透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和宗教及民族背景的极端主义势力。前者借助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优势，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践而施行思想文化渗透，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西方世界对我国的这种战略由来已久，起源于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冷战时代，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概括为“和平演变”。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和平演变走向民主”，“产生政府治理政策的渐进改变从而缩短社会主义的寿命”，以及“藉由援助、贸易等各种交流来促成更加自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通过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宗教及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唆使诱导少数民族分离独立，制造或加剧不同民族间的隔阂、对立和冲突，破坏我们国家多民族统一和谐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这种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大背景下，境外宗教人员、团体或势力利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提供的空间或存在的漏洞，对中国基督教进行有组织有计划、隐蔽长期、广泛多样的宣传和活动，旨在笼络人心、文化改造和政权颠覆。这种渗透的表现及意图从三个层面作识别理解， 一、挑战我国的宪法法律法规政策；二、影响控制我国基督教团体组织和信徒人群；三、最终动摇颠覆国体政权，改造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思想。 二、渗透的成因 渗透发生的成因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认识。总的来说，渗透必然发生，有其不可抗拒性。 首先，我们国家在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是一项长期坚持不动摇的基本国策。这种开放和交流是全方位多层次整体性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从而补足我们的欠缺、丰富我们的经验、加快我们的发展。所以我们自然欢迎也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在和平友好彼此尊重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的交往、贸易、合作以及帮助，促进我国全面发展进步。而同时，西方基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扩张冲动及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决定了他们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平等共存交流的层面，而是要扩大其势力范围，改造其他文明和价值体系。国际社会因垄断资本主义和民族种族沙文主义而起的二战刚刚结束，就立刻继续被意识形态较量和地缘政治争霸的冷战所代替，最终导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压倒性胜利。之后，失去对手的西方自然以不断发展而和平崛起的中国为其假想敌和战略对象，采取遏制中国，影响中国，改造中国的战略。因此，我们的开放政策让渗透有了舞台，西方的扩张本性让渗透充满了原始动力。 其次，就历史而言，我们中国基督教（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天主教）起源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宣教运动，因此我们的教义主张、组织形式、伦理教导，价值倾向很自然地反映宣教团体和个人所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导致中国教会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披带了西方文化的外衣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是继承了其文化因子（产生一种自然的好感和认同）。中国教会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本色化和自立化努力，以及1949年以后的三自革新运动和建设，中国基督教终于形成了既继承教会传统，又发扬时代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和国家形势的新风尚，展现了立足于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办教原则、坚守自治自养自传的办教方针，推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联合礼拜，并致力于神学思想建设的新面貌，有力地摆脱了中国基督教“洋教”的形象。但是，西方教会将自己视为“母教会”而把我们看作“子教会”的历史记忆和心理定势依然存在，并且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形势中会继续发酵，在与我们开展交往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施加影响，谋求话语权和主导权以及充当文化改造的工具。因此，这种历史关系为渗透提供了温床。另外，西方宣教运动从来没有停止，不是过去式，乃是进行时，这从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就可以看出。 第三，虽然我们有了中国基督教的新风尚和新面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存在着总体上的不足和欠缺，很多方面又有着严重的缺陷和破口，形成一种短期性的相对性的落后。比如，我们存在着“信徒多，教牧人员少，堂点少”的老问题，也出现“新时代新形势下日益增长并多元化的信徒需求和有限的教牧供给之间构成巨大张力”的新现象。前者导致境外宗教势力轻易发展成员，组建私设聚会点，极其简单粗暴地违反我们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非常傲慢无礼地忽视我们本土当地教会，违反三自原则，造成或加深教会分裂。后者促使我们为了发展教会事工而进行对外交流的时候，在资源获取、经验借鉴和合作选择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盲目性，失去了必要的判断力，容易产生毫无防备，不加甄别，全盘接受，急于求成，疏于察验的心态和表现，出现某种程度的教会管理权和控制力的削弱和动摇。中国教会现在刚刚开始诸如社会文化事工，工商及职场专业人士事工，家庭婚姻及亲子教育事工、门徒训练及侍奉技能培训事工等领域的探索，我们渴望发展，又自身缺乏经验和能力，理所当然地会向他人学习。因此，这种教会的内部现状为渗透提供了市场。 最后，一种片面拔高肯定外来事物，对之趋之若鹜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也鼓励和刺激了渗透。相对应的是，教会里的不自爱不自尊不自信助长了渗透，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在社会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照抄照搬照套，表现出一些非常肤浅表面的模仿复制，伴随着的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国家不断发展强大的现实的忽视、贬低甚至否定，出现了“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是外国来的就是好的”的社会思潮。 我们也很遗憾甚至羞耻地看到我们教会里也存在类似“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动表现。一些信徒表现出对国外教会和牧师的无保留的推崇和赞美，处处拿他人的长处优势或者仅仅教会间的基于国情教情民风民俗而造成的差异来数落贬低论断本地教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俨然一副外国教会成员或代表的姿态。教牧人员因为自身是管理者或教导者，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但却会在其他方面体现出来，值得警惕。教牧人员的讲台供应、神学思考、思想意识，采用的牧养内容，采取的牧养措施乃至个人喜好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过多或过深地反映了西方教会和社会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将福音和西方神学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简单等同起来，使我们的信仰被矮化，使我们的神学认识停留在“殖民地神学”层面，一切以西方教会为参照对象和发展目标，使自身以及信众缺乏在本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传承中理解和践行信仰的兴趣和能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自我封闭和盲目排外是错误和愚蠢的。但是，在对外交往，特别是接受帮助或引进资源或开展合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把关，必要之时应当有所分辨和取舍。即使是无偿的无条件的，我们也应有点分寸，留个心眼，避免被笼络人心。教会信徒和教牧人员应当自觉抵制这个发展和开放时代的那种急躁盲目的负能量，坚持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国家未来自信，更要发展教会性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无论是信徒还是教牧人员，一旦失去了这种国家民族性的认同和信仰性的自信，便会变得幼稚简单，容易受人引诱，上当受骗，最后失去影响力和自主权，称为外部势力的附庸和傀儡。 三、渗透的危害 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对教会、社会和国家都有直接或间接，短期或深远的影响。 第一，渗透会使教会传道人丧失立场，放弃原则，无法坚定政治大方向，不能把握教会发展大方向，被人“牵着鼻子走”。传道人的影响力和权威受到挑战和质疑甚至丢失。渗透也会使教会失去独立自主的身份，被动地再次成为西方教会和差会的下属和随从，地位被矮化，发展受制约。渗透也可能使西方宗派主义死灰复燃，使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无法开展，并且阻碍和破坏中国教会的合一。更为可悲和严重的事教会或不经意之间成为外部反华势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工具，造成“特洛伊木马效应”，成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旗子和打手，使教会偏离了传扬福音，服务社会，促进和谐稳定的信仰初衷和使命。 第二，对教会的渗透间接地加剧我国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混乱，造成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忽视，贬低，排斥，导致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淡漠和混淆。 第三，境外宗教渗透在过程中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弱化国家政治认同，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和安全；分散国民精力，破坏我们发展建设的大好局面。总之，渗透最后会断送中华文明前程。 结语 境外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渗透由来已久，持续不断，它的本质是借助教会对我们国家民族和思想文化的和平演变。我国的改革开发事业为具有对外扩张原始冲动的西方世界提供了进行渗透的舞台，而我们教会的历史遗留问题，现状以及发展需求铸就了渗透的温床和市场，普遍性的崇洋媚外和无自信未发展的信仰理念则为渗透提供诸多便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危害，加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深入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建构本色神学，并针对它的策略表现和手段采取有力措施，有力地抵御渗透，确保中国的和谐稳定并开创中国教会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