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化差异对释经讲道和教会牧养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龙”文化为例
[内容提要]文化差异的准确辨识对释经讲道和教会牧养工作的重要意义非同一般,本文将深入剖析中西方“龙”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内涵和形成原因,以及把“中国龙”和“DRAGON”混为一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教牧人员应主动作为,正本清源,在释经讲道和教会牧养工作中既要大胆坚持信仰真理,也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怀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 文化差异 “龙”文化 基督教中国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 言
自古以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一直被中国人所尊崇,甚至常把自己比喻成“龙的传人”。封建帝王被认为是“真龙天子”,舞龙灯,赛龙舟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保留节目,龙凤呈祥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雕龙画凤蕴含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元素。中国的“龙”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民俗、建筑、文学、艺术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大团结的象征,体现出一种包容和谐、和衷共济、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伟大精神。
然而,与“中国龙“不同”,英语语境下的“龙”即“DRAGON”,它是一种怪兽,是凶残、邪恶的代表。[1]到底中西方“龙”文化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能否寻找到这些差异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中国龙”当成“DRAGON”会给中西方文化交流、教会释经讲道和教会牧养工作带来哪些危害?教会在讲道或牧养实践中能否把信徒家中具有“龙”图案的物品等同于偶像破除?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简单梳理,最后给出一些具体建议,以供参考。
一、中西方“龙”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对比和原因分析
1、中西方“龙”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对比
首先,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两者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种主观意识形态的构想,但二者大相径庭。中国“龙”和西方“龙”在外形上是不同的,中国“龙”没有翅膀,而西方的“龙”是有翅膀的。中国“龙”身体修长,只有两条腿。而西方“龙”身体粗壮,有四条腿。中国“龙”的尾部呈金黄色或其他颜色,西方龙主要是黑色。中国“龙”不吃人,西方“龙”吃人。中国“龙”能祥云降雨,服务民生,西方“龙”喷火吐烟,祸害百姓。中国“龙”是美善的代表,西方“龙”是邪恶的代表。总之,中国“龙”和西方“龙”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因此,中国“龙”和“西方龙”即“DRAGON”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
2、为何人们会把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画等号?
据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李奭学先生研究,把中国龙误译成“dragon”,还要从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说起,一五八三至一五八八年间,由罗明坚主笔,利玛窦协助编撰《葡汉字典》,藉许慎《说文解字》对“龙”的释义,结合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里的听闻,加上“蛇”(serpens)字以为说明,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复合字“虫蛇”——“如蛇之大虫”(bicha-serpens),这是西方人首次对“中国龙”的翻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蛟”、“龙”并用,《葡汉字典》把“蛟”翻译为葡萄牙文“drago”。而“drago”的意思是“邪恶”,它的词根是由古希腊文“drkn”和拉丁文“drac”演变而来。而真正把“蛟”、“龙”译作“drac”的是利玛窦的传承人,意大利人耶稣会士龙华民。同一时期,另一位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将黄帝所乘坐的“龙”译成葡萄牙文“drago”。以后编撰的《中国图说》中把“中国龙”和“西方龙”混为一谈,都用拉丁文“drac”命名。因《中国图说》在十七、八世纪畅销西方,越发加剧了西方人对“中国龙”的误解。
一八零七年,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从事汉文翻译工作,翻译出版《新约圣经》并编撰《华英字典》,其中“龙”字随从龙华民以拉丁文“drac”翻译,再用英文“dragon”进行注释。一九一九年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启示录》中的“dragon”以讹传讹地被翻译成了“龙”。李奭学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十九世纪是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年代,英语变成举世的霸权语言,“中国龙”被披上了“dragon”的外衣四处散播,终至难以收拾。
董丛林教授认为,“龙”与上帝各具特质,但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是必然的。上帝要在龙的国度里安家落户,需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本土化过程。然而,政治因素在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在清朝末年,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呈现出严重的扭曲态势。要实现正常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必须要创造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为保障。[2]
二、错把中国“龙”看成“DRAGON”造成的危害
1、给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带来的危害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仍旧存在,并在世界上横行霸道。说到底,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傲慢和偏见,属于文化霸权和文化欺凌主义。将“中国龙”译成“dragon”这是西方语言霸权的明显证据。从2008年奥运会上吉祥物“中国龙”的落选,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国龙”意识形态的傲慢和偏见已经根深蒂固。硬生生把亚洲四小龙翻译成“the four tigers of Asia”则是东方文化“自废武功”,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在圣经中不加区别地将“dragon”翻译成“龙”,相当于把“中国龙”等同于圣经里的“大红龙”,等同于魔鬼,撒旦,直接把中西方意识形态推向了对立面,成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即使“中国龙”对西方国家表现得再友善,也绝不可能被认同,好心总被当成驴肝肺。若不能给“中国龙”正名,这种对立的关系将会深入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而且会一直延续下去,愈演愈烈,后果不堪设想。
2、给教会讲台释经讲道和教会牧养工作带来的危害
中国“龙”被当成魔鬼,撒旦,妖魔鬼怪,被推到真、善、美和信、望、爱的对立面,这是天下第一大冤案。更可恨的是,教会中不乏有人将具有中国“龙”文化特征的建筑物、装饰品,把信徒家中带有龙图案的物品简单、粗暴地当成偶像来看待,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破除偶像。甚至有人在释经讲道中直接沿用西方传教士对“龙”的英文释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国龙”当成了魔鬼,撒旦。更有甚者,居然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等同于启示录中“大红龙”,居心叵测,这是要把中国教会置身于死地,这是给中国教会设下的天罗地网,这是藉上帝的名义渗透、颠覆和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邪恶诡计,这是对上帝的亵渎。
行文到此,试问我等后生之辈如今手捧中文和合本圣经,心中到底是欣喜万分还是胆战心惊?特别对于在中国教会站讲台的教牧人员来说,应当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存畏惧战兢的心侍奉上帝。本文对中西方“龙”文化的浅析仅为管中窥豹,只看到冰山一角,中西方文化差异还有很多。准确辨析文化差异对释经讲道和教牧牧养工作意义重大,必须要引起中国教会教牧同工的高度重视。斯托得牧师说:“我们要求神兴起新一代的传道者,立志在文化鸿沟之间建立桥梁,努力应用神不变的真理在一个万变的世代中,决不将真理的真确性与实用性分割,而将“忠于圣经”与“适切时代需要”两项责任等同视之。”[3]中西方文化的不平等本质上源自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不对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要以祖国的强大作为保障。落后就要挨打是颠破不变的真理。基督教中国化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它需要广大教牧同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对教会生死存亡的觉悟高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三、建 议
纠正历史错误,给“中国龙”正名,还其清白于天下,是当代中国翻译界和圣经翻译学者和教牧人员的天职。
一方面,中国翻译界应主动作为,在英汉(汉英)字典中更正“dragon”即“龙”的错误译法,更应在日常翻译工作中大胆创新,积极推动把“龙”译成“loong”的工作。
另一方面,中文和合本圣经作为中国教会信众喜爱的圣经版本,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进步和对历史的反思,中国教会有必要将中文和合本圣经的修订工作提上议程。最好能用汉语中其他词取代“龙”来解释“dragon”。即使暂时很难找到这样的词,也要在圣经中在凡涉及“龙”的章节都用小字注释“此‘龙’非‘中国龙’”,在圣经注释参考书中也要如此说明。
再有,无论在教育界,中外文化交流或释经讲道中,都要主动作为,正本清源,将“中国龙”被污译为“dragon”的历史冤案告白天下。特别在教会的牧养实践中,要反复在信众中宣讲“dragon”不是“中国龙”。在为信徒家中破除偶像时,一定要考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区别对待,不能一慨而论。为了给“中国龙”正名,各地教会也可以尝试在中国传统节日时组织舞龙灯,赛龙舟等活动,在教会建筑、服饰、礼仪、诗歌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推动圣经中国化,教堂建筑中国化,圣工、圣事中国化,将基督教中国化不断推向深入,深入民心,如此这般才能让中国广大老百姓逐渐敞开心扉乐于接纳基督教。
结 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dragon”即“龙”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要拔除这一毒瘤,必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手术刀。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祖国的强大,汉语在世界语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地已经兴起学习中文的热潮。中国空间站全中文操作界面既是中国航天实力的象征,也是汉语地位提高的契机。但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时刻保持文化自信,继续发扬“龙的精神”,不畏强权、自强不息、团结进取、协和万邦,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中国教会的教牧同工,更应自觉钻研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释经讲道和教牧实践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侍奉中始终要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参提后2:15),成为重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人。
[1] 宋洁:《从龙和 dragon 的国俗语义看龙的英译及中国龙文化》,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6期,2007年12月。
[2]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2月。
[3] John Stott,Between Two Worlds(Grand Rapids,Michigan:Eerdmans,198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