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及其组织对自身事工进行合理的管理是必要的，这是《圣经》的明确要求。从教会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对教会事工进行管理也是处在各个时期的教会及广大信徒的必需。如何在基督教中国化背景下的现代城市教会处境中推进有效管理，是基督教中国化这项系统工程中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需要，也成为教会不可逃避的责任。

教会管理既要忠实于圣经原则，又要应对新时代处境下的挑战，专业化的方向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将以苏州教会设立行政主任为例，透过圣经的教导及教会的传统，结合中国教会目前的处境，来探讨城市化教会的合宜管理模式。藉着探讨这一模式的实践，盼望可能对处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教会带来些许助益。

一、教会管理的神学依据

（一）圣经原则

凡教会管理方面的行家和专业研究者都认为教会的管理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达（太28:18-20；路10:16；约20:21；林前4:1），这是上帝主权的呼召并使用特殊的人作为祂的工具和仆人。在旧约中上帝通过摩西和众先知，在新约中是通过那些受呼召成为耶稣基督跟随者的门徒和使徒。因此，那些为了这一服侍圣工而得到呼召、拣选、装备的人应该在教会中施行管理的事工。[i]

有人以为管理属于世俗化，与管理教会这个属灵团体没有太大关系。这种看法有需要商榷的地方，管理与属灵并非格格不入。例如，神创造天地后，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8）。治理成为人的职责。后又颁布律法“十诫”、律例和典章，对祂的子民及其社会、宗教等活动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范（参出20章）。[ii]在新约主耶稣的比喻中，也提及忠心良善和又懒又恶管家的对比。而在保罗所谈及的各种恩赐和才干中，更明确“治理”和“管理”是教会的职事，也是恩赐的一种（罗12:7-8；林前12:28），[iii]故信徒必须在地上尽忠，正确运用恩赐进行管理。但管理并非是教会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更高的恩赐或恩典，只是具有不同的功能而已，其源于教会管理不同需要的分工，无论是道的管理（教牧）抑或教会管理及维持教会秩序，本质上它们具有同样的属灵地位。[iv]

教会上规模后，更需要分工协作及专业化的管理，《出埃及记》18章13至27节为我们提供了教会管理的范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后，治理百姓事无巨细，其岳父叶忒罗就提醒摩西治理百姓的事太重，他一个人办理不了，并提议他拣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以及十夫长来分担具体管理百姓，摩西只需审判重案要案即可。后来又有亚伦分担责任，参与管理宗教方面的具体事务。多达200余万的以色列民从此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二）教会传统

最早的教会管理圣职起源于五旬节蒙恩之后教会拣选七位执事。当时，教会开始初步形成和成长，而使徒们忙于传福音，需要有专门同工协助他们去照顾教会里的孤寡贫弱。新约圣经这样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1-4）。如此，教会就产生了一部分人如彼得等十二使徒，专门负责讲道，另外司提反等七位执事就成为基督教教会史上最早的圣职人员（行政），专司管理。

不难看出，面对教会的管理与发展，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作出了明智的分工之举，圣经更把十二使徒的传道工作和七位执事的饭食工作都称为“事奉”（diakonia，参和修6:4“传道的事奉”及吕译6:2“饭席上作服事的工”）。[v]两种事奉并无高低之分，均属于教会的圣工职分，都需要圣灵充满的人履行。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工作内容的不同，一个是牧养（话语）的事奉，一个是管理（饭食）的事奉。当使徒把管理之责委派给七位执事，彼此专注于他们各自的蒙召，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徒6:7）。

同样，在改教之后，设立专人来管理教会仍是教会一贯的做法。当我们讨论教会管理之模式，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在普遍祭司权的前提下来看待如何管理，这意味着教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主的机构，因为所有教会成员都是平等的。[vi]后来，随着各地和不同时期教会的建立，教会根据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逐渐设立并形成了不同的教会管理模式（教制）。传统有三类：主教制教会通常由教牧负责管理；公理制教会起初为教牧与信徒共同领导，后在历史演化中形态呈现多样性；而长老制教会则为长执模式领导下的堂委会集体议事。每一种管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演变，都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合理性。三种管理模式并存或互相影响和借鉴，也是目前在世界各地教会时常出现和存在的现象。

神呼召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事奉，无论是作牧养的，还是作管理的，都是神呼召的圣工，而且没有圣俗之分，这是基本的圣经观念。圣经从来没有主张“唱独角戏”[vii]或集权，传统教会也是如此践行圣经的教导。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给门徒的教导：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意为我们有必要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传统中持续找到亮光取得借鉴，并结合今天教会的实际处境来寻找适合教会管理的方式。苏州教会的教堂事工管理模式就是由主任牧师负责的堂委会集体领导下开展，既体现集中，落实责任到人，又充分发挥民主议事的作用；既符合教会传承，又符合“民主办教”方针。

二、教会管理的现实需要

教会发展的自身规律依然遵循从量变到质变的普遍原则。中国教会从过去二、三十年来追求建堂、硬件设施发展和追求信徒人数增长的阶段，发展到近年来教会开始追求科学规范的管理、信徒素质的提高、教牧同工队伍的建设、服务社会融入社会能力的整合和提高，可以很明显看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带来世界的扁平化，城市与城市连结，菁英阶层产生，大量多元背景的移民人口，跨文化的都市文化持续膨胀，金融、社会、科技、资讯、交通等快速立体重组，年轻人纷纷涌入，形成这时代城市大规模的增长和巨大影响力。[viii]城市化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经济增速已超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进程也较任何一个国家更为迅猛。

我们所谓的城市教会更多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教会。相对农村教会，城市教会通常具有更完善的管理架构，在传统传讲圣道、施行圣礼的基础上，更注重管理和团契。同时，城市教会的外来务工信徒、新移民信徒因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信徒群体相对复杂，且受工作机会及经济因素等影响，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教会无可避免的需要直面发展与事工的现实需求，教会的教牧策略和事工重心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ix]这对中国教会的牧者和信徒来说，是个全新的阶段，是挑战也是机遇。

根据教会的目标与各地教会组织的具体任务，教会事工管理至少应包括教会牧养（属灵层面）和相对社会化的行政管理这两大部分。其中，既有共性的必然联系，也有分工及要求的各自不同领域。在传统的教会牧养方面，如：讲道、崇拜、圣台供应、圣礼施行、培训、探访、帮补等领域的事工，因为传道人均是在神学院接受训练的科班出身，而得以开展的相对专业、稳定并具规模。但在堂务管理，特别是行政管理、后勤事工（对内、对外）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教会缺少相关管理学领域专职同工的引进，在现代管理十分注重的人才培养与人才储备方面更是缺乏。不少参与教会管理的义工都是退休或自由职业信徒，在知识结构、专业层面以及事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方面，与现在城市教会的管理规模与要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

其次，教会在管理结构上，普遍存在教务与行政一把抓。教牧人员一手抓牧养，一手抓管理，他们既是信徒灵性的牧养者，又是教会行政的管理者。其中，绝大多数教牧人员花在行政事务上的时间、精力是其投入教牧事工的数倍。这显然与初期教会使徒们所领受的异象不同，更不符合管理的原则与目标，非但影响牧养的质量，同时管理不到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现今城市教会的管理需求与处境已经扩展到相当广泛又专业的领域，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要求，更需要规范、科学、高效的管理与团队协作。专职教牧人员，无论其个人如何努力、有过怎样的教育背景，都无法仅靠从神学院毕业来到教会的少数教牧同工来满足一个日益增长的教会需要。教会原有的管理模式与架构设置须从核心事工的有效开展为出发点，来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苏州教会顺应教会管理需要的新探索

教会在地作为祭司的国度，其本质要求教会是入世而不是出世，是努力与社会相适应，是做众人的仆人；故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苏州教会对教会本质在新时期的使命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多年来在地方党政部门的支持下，着力把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教会实践。苏州教会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努力探索，积极创新，主动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并在实践中不断规范、提高、完善教会的各项制度建设，尤其是教会的管理水平与质量，持续提升教会服务社会的服事品质和内涵。

苏州教会通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不仅信徒数量倍增，信徒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对牧养管理提出更高的需求。并且，得益于苏州城市发展优势的大环境，苏州城市教会功能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市属的几所教堂，因其所在的区域环境、区域规划与设计理念及要求等因素，已明显看到教堂建筑功能外展、无边界化的趋势。例如：独墅湖堂建于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一开放式的白鹭公园内，而位于苏州北面相城区的相城基督教堂，其建筑在规划设计之初就与毗邻的虎丘湿地公园相融，包括教堂建筑物的风格、功能区域的划分等。事实上，这两座开放式的教堂均已成为公园（公共设施）的一部分，亦物亦景亦功能，也就意味着这些教堂不能再固守以往仅仅满足本堂信徒过宗教生活需求的老路。来自各方的参观、宣传、游客观光、摄影者取景、休闲歇脚、借地方便、协办展览、音乐会、婚纱摄影、电影拍摄、举办婚礼、选购宗教装饰品、文化礼品、福音宣传、活动信息介绍等等，扑面而来。面对如此诸多的需求（我们无法回避，却早已发生），所涉及的当然有教牧事工，但更多的是行政、后勤、工程、物业等部门的大量协调与配套管理事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绝非一两个教牧人员就能轻松驾驭。

正如初期教会拣选七位执事的背景是因为当时教会门徒增多，而使徒们忙于传福音，不能细致周到的照顾寡妇穷人等困难群体日常食物的供给。今天苏州教会背景也颇为相似，特别是行政后勤管理这一块，各项事工亟待开展、完善。一方面，如若主任牧师投入过多精力去管理教会繁杂的诸多事务，必定会影响其牧养教会的质量。另一方面，主任牧师未必都擅长这些相对专业的管理，很可能导致教会牧养与管理两个层面的工作都出现问题，这就是教会的双重损失了。因此，社会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处境，呼吁教会要有更多的专业人才来管理。不但需要教牧型人才，也需要行政管理型人才，特别是管理学专业人才更显得迫在眉睫。

苏州教会是当今中国教会中相对成熟的城市教会之一，在中国教会发展“自我”的迫切需要与积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下，有条件、也应当有魄力在教会行政管理体制上走出新的一步。在此背景下，苏州两会于2017年在现有主任牧师负责制的教堂管理架构中增设“行政主任”一职，推行教务与行政分开，主任牧师与行政主任各司其职，合理分工，彼此搭配。我们认为这一举措既符合圣经与及教会传统，也顺应教会管理的新需要，使教会管理迈上新台阶。

四、新探索中的新思考

在教会管理体制中设立行政主任一职，可以说是架构或制度层面上的大举动。经过近一年来的初步尝试，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探索作出阶段性的回顾与前瞻性的思考。

（一）合格适用的教会行政管理人才普遍不足

教会历史证明，教会管理事工对其执行者的要求向来是高标准的，从初期教会对设立执事职分的三点要求就可见一斑。首先是对外要有好名声，这点自不用多说。其次是内里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深层次的意思可能是指“有属灵和务实心思”的人。[x]单就这一点，对今天教会的行政事工人员要求就包含很多方面，如：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力，敏锐的工作判断力，良好的上下沟通能力，自觉的学习提升能力，务实高效的执行能力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基本素质和心态问题，并非可以藉着制度来解决。教会不否认需要专业务实的职业精神，也不抹煞圣灵的同工、感化与充满。教会不是社会更不是企业，有她神圣的宗教属灵性和价值观，在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的高效管理事工的同时，更看重团契、舍己、包容与奉献，这对教会行政事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观认同要求，甚至无法以社会通用的收入、升职或成就感来衡量。

加之，普通信徒包括大部分信徒义工，因着平时在教会的时间与所接触的事工内容都非常有限，对一个教堂全部事工的规模、内容及要求，特别是教堂日常的维护、运转及内外联，其实是了解甚少，更无从正确评估工作量及工作要求。因此真正对教会工作的内容、要求有所了解，又可以接受教会工作的特殊性，并能与之匹配和胜任的教会行政管理人才基本上是不足的，而在信徒义工中培养、选拔，基本也属可遇不可求。

（二）对行政事工的正确认识普遍不深

在教会中，很多信徒包括牧者都有圣俗两分的观念。以为只有讲道才是属灵，是应该要做的，而其他均属多余，是不需要的。行政事工在教会中得不到了解、重视和认同，参与的就更少了。导致对教会行政事工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定位不准。虽然从本质上讲，一切都是为了牧养，但是行政事工应该有它不可替代的职责范围和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换句话说，目前教会行政事工在教会体制中缺少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

（三）对行政事工的专业化认识普遍不够

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制度化、专业化、责权分明的稳定事工团队所带来良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不是临时搭班组队、什么都可以做但却什么都不精、做不好、甚至无人问责的事工团队。这要求教会决策者更要有制度管理的意识和大局观。

通常内政得当，配合高效有力的措施就可以贯彻的畅通利落，但教会不比社会，有较大的差异。苏州作为新移民城市，涌入众多外来务工的信徒以及教会信众本身素质的参差不齐所带来的复杂性，导致教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管理模式的调整，很多时候只能权衡利弊，放弃一些相对不重要的诉求来换取相对重要的结果——就是教会的健康发展。当然，我们不会无视这种体制上的创新与探索所正面临的一些资源缺乏和观念滞后，但这均属于创新和探索过程中的常态，在任何行业都不鲜见，没必要用放大镜来观察或因此裹足不前。反而因此就更需要两会决策者和任职同工，包括信徒各层面具备高度的智慧、理解、包容甚至妥协，才能不断“忘却背后，努力面前”，这也是考量我们信仰的成熟度。

五、小结

综上所述，苏州两会在城市教会主任牧师负责制下增设行政主任一职，推行教务与行政分开，既是顺应教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圣经和教会传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虽然面临适用人才比较缺乏的挑战，也有观念的滞后，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但从教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上，依然值得我们去大胆尝试。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开拓思维，创新执行。实际上，教会中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由派”，因为真正的改革一定会延续教会的传统。而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需要教会实践和形式的多样性，正可以反过来推动中国的基督教会不断探索更好服务于中国基督信徒的本土化教会管理模式。

苏州教会设立的“行政主任”一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探索、创新与实践过程。笔者认为：首先，只要坚持围绕教会的健康发展来做制度上的配套，拓宽思路，大胆突破，而不是把旧瓶装新酒；用专业人做专业事，教牧与行政分开，主任牧师与行政主任各司其职，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应该没有理由对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城市教会发展之未来特别担忧。如果能进一步明确职责、制定规章、执行到位（缺少这环都是空谈），避免一般教会管理中容易出现的权责不明、分工不清所导致的关系不顺、果效不议、工酬不等的弊端，相信未来城市教会的发展不仅将面临从量变到质变，更是一种在高效管理保证下的高质量的增长。

其次，教会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从本质上讲，“行政主任”这一职分就像教会现有的其他任何职分一样，均是源于服事圣工的目的；正如当年使徒所在的初期教会设立七执事管理饭食一样，均属于教会的圣工职分。“行政主任”的设立应该成为城市教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标志之一，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圣工职分，人人当尊重、当渴慕。

另外，对苏州教会因设立“行政主任”而作出教会管理体制架构调整的这种探索、创新并与之将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能站在无人企及的终点，以它离终点还有多远来评判，而应该以它在教会发展正确的道路上，朝向那个终点走了多远来评价。有了这个历史的客观标准，有朝一日我们回首而视，苏州教会在2017-18年所走过的这段探索之路，也许是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走出的理性而深刻的一小步，是荣神益人的“新典范”。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新酒”，包括看待装酒皮袋的新态度。[1]

无论如何，教会的发展始终都离不开异象、愿景和同工、弟兄姐妹们共同的努力。如果愿意转变思路、不忘初心、投身其中，把教会真正健康发展放在首位，相信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甚至困难都会逐步迎刃而解。正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不要忧愁，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1][美]麦拉伦（Brian D. Mclaren）：《教会大变革——后现代教会发展新思维》，蔡安生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i][瑞]白德培（Tobias Brandner）：“教会中的权威——宗教改革有关教会管理的一些反思”，《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第29页。

[ii]王俊：《教会事工管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页。

[iii]刘忠明、卢龙光：《像样的教会管理》，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2年，第8页。

[iv][瑞]白德培（Tobias Brandner）：“教会中的权威——宗教改革有关教会管理的一些反思”，《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第30-32页。

[v] [英]斯托得（John Stott）：《心意更新的教会》，谭达峰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vi][瑞]白德培（Tobias Brandner）：“教会中的权威——宗教改革有关教会管理的一些反思”，《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第25-28页。

[vii][英]斯托得（John Stott）：《心意更新的教会》，谭达峰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viii][美]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21世纪教会成长学：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教会新异象》，何明珠译，2018年，第275-281页。

[ix]张远来：“城市化教会的牧养策略浅析”，发表：2009-10-06，下载：2018-06-28，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25/23/34507565_570751791.shtml

[x][英]斯托得（John Stott）：《心意更新的教会》，谭达峰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年，第74页。